李贽在北京作礼部司务的时候，和泰州学派的学者赵大洲经常来往，听赵大洲讲学，在南京的时候，拜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钻研泰州学派的学说，因而对它有了深刻的了解，自己也成了泰州学派的学者。
二十多年的坎坷仕途和官场生涯，使李贽认清了明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官场的肮脏，看清了道学先生们的嘴睑。他要反对、要抗争，要揭穿道学家的假面具，于是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
为了不受地方官吏的管束，李贽从云南归来的时候，决心不回老家，来到湖北黄安的朋友耿定理家里居住。
惹怒伪君子谁知来到这里也不平静，他一到黄安，就和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李贽来到耿家之后教耿家的几个孩子读书。他主张应该让孩子发挥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聪明才智，不要用封建礼教束缚孩子，压制他们天真活泼的本性。耿定向是个大官，又是个道学家，自然不同意李贽的意见，便发生了矛盾。特别是何心隐的被杀，使两人水火不容。
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一位有名学者，又是耿定向的朋友。何心隐因为反对封建思想而被逮捕，统治者为杀他制造舆论，在大街上张贴他的罪状。可围看榜文的人都指出这是诬陷，都为何心隐叹惜，武昌数万人为他鸣冤。但是作为何心隐的朋友的耿定向，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讨好首辅张居正，虽有能力也不搭救朋友，这位被荣华富贵迷住心窍的道学先生，却还吹嘘自己有一种为了正义的事不管碰到什么艰险危难，也一定去做的精神。
李贽看透了这个伪君子的本质，在朋友耿定理死后，把妻子送回老家，自己也愤然离开耿家，来到黄安邻县麻城县龙湖上的芝佛院。李贽在这里写了好多封信给耿定向，揭露他言行不一的虚伪行为。李贽在一封长信里说：“你和一般人一样买田地，置房产，读书考功名，做官求地位，遍寻好风水以求子孙有福，都是为自己打算，没有一点替别人着想。可是一开口谈道学，便自称是为大家，是为着有利于别人。其实你所说的你并不来做，而你所做的你绝不说。你的言行，还不如一般百姓，他们做什么就说什么，作生意的就说作生意，种田的就说种田，多么痛快！你所以这样，是因为你博取好名声的心思太重，总是想方设法掩护自己。你这样左遮右盖，何时是了呢？你分明是贪图高官厚禄，想做到三品二品大官，以求光宗耀祖，这才是你的真实思想。你口称道学，其实，你既无传道的意思，也没有重道的想法。我劝你不要再说假话了！”这些话，把耿定向和其他道学家们的虚伪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李贽写的《焚书》在麻城刻印出版，其中收录了他给耿定向的一些信。耿定向看了《焚书》，勃然大怒，发动他的学生攻击李贽，还编造谣言诬陷李贽是“妖人”，是“左道惑众”，蓄意“造反”。
李贽并不害怕，他进而想从历史上清算道学，于是开始写另一部著作《藏书》。他在这部书里用反道学的独特见解，评论历史人物。他称赞被骂作“暴君”的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认为寡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是勇敢果断，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相反，他认为宋朝道学家程颐、朱熹只会说假话骗人。就在李贽着《藏书》的时候，统治者对李贽的迫害更厉害了，他们无中生有地给年已七十四岁的李贽加上“有伤风化”的罪名，扬言要捣毁他居住的芝佛院。李贽的朋友杨定见听到这个消息，事先保护李贽躲开。
后来李贽被朋友马经纶接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
以死抗衡李贽刚到通州不久，诬蔑李贽的流言蜚语便传到北京，有人有意置李贽于死地，说他写书攻击当时的首辅沈一贯。沈一贯大权在手，听说后非常恨李贽。这时候，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书皇帝，诬蔑李赞所写的书惑乱人心，不可不毁，并以“有伤风化”的老调陷害李贽。明神宗立即下旨逮捕李贽。就这样李贽被抓进北京的监狱。
李贽在狱中，照旧读书作诗，不向统治者屈服。审问他的人问他：“你为什么写那些书？”李贽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著书很多，对人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审讯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李贽到通州不久就病了，入狱以后，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他听说要他回福建原籍，心想，我已病得不能走路，怎么能回原籍呢？便决心以死与统治者抗争，写下了“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的诗句。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三月十五日这天，李贽喊人给他剃头，剃完了头，趁那个人外出的机会，他拿起剃刀，自刎而死，时年75岁。
李贽一生反道学，反封建礼教，受尽诬陷，最后以死控诉了统治者的迫害。李贽死后，马经纶把他的尸体葬在通州北门外，立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历经劫难，现在仍然竖立在通县县城北牛作坊，象征着几百年前这位反道学的斗士的铮铮铁骨，堂堂正气。东林书院万历年间的东林书院，开创了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
不平凡的成长顾宪成，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字叔时，号泾阳。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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