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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_王新龙【完结】(228)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神宗开始独自处理政务。由于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矛盾,竟招来身后的不测之祸。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为了发泄他对张居正“威权震主”的积怨,加上新进者的参奏攻击,竟强加张居正以乱政不忠等罪名,下诏剥夺张居正生前官号,并下令查抄张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张居正的改革也随之半途而废。然而,历史并不能由万历定是非,张居正作为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绩诚如崇祯朝吏部尚书李日宣等所言:“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这一评论还是公允的。

  注释①《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

  ②《明史·张居正传》称一五为诸生,与《首辅传》同,当系嘉靖十五年之误。

  ③《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④《明史》卷二一三《郭朴传》。

  ⑤《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⑥《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

  ⑦《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⑧《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七《谢召见疏》。

  ⑨《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一一《杂着》。

  ⑩《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二《论时政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明通鉴》卷六六。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二《论时政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二《议处黔国公沐朝弼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二《论外戚封爵疏》。

  万历本《明会典》卷一四八。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二《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二《答藩伯徐中台》。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三《答山东巡抚何莱山》。

  《明史·河渠志》。

  《明史》卷二二三《潘季驯传》。

  《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行实》。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国榷》卷七○。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三《答应天巡抚何莱山》。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河漕王敬所》。

  《国榷》卷七○。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反矿税监使明朝中叶,朝廷进一步加强对私营手工业的控制,尤其是采矿、制瓷、纺织、制盐、制茶等私营手工业倍受限制,且不断遭受盘剥和掠夺。明廷一再禁止民间开采煤、铁、铜等矿产,于制瓷业中实行“官搭民烧”,即将原由官窑烧制的瓷品,交民窑烧制,但出价极低,若烧不成,则由民窑赔偿,因此造成许多民窑破产。纺织业中则强制推行领织制度,官府出钱粮或丝料,交由机户织造,织毕交官取酬,不过“每发后期,且多扣克,以腹削之余,市腾涌之料”①,机户反因赔本而破产。明朝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商人未经许可,不得经销盐、铁。此外明廷严格执行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下海通商。而国内经商更是关卡林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粟,饔飧也而税;鸡豚,肉食也而税;耕牛、驴、骡,一畜产也而税。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县之内”②。

  政府对私营手工业的限制与盘剥,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嘉靖、万历年间,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府库日渐空虚,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加剧。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神宗为了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陆续派遣大批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分赴各地课敛诛求。税使专事在重要城镇、关隘和水陆要道上设立关卡,课征商税。“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③。税使亦遣爪牙于长江上拦截过往船只,强行征税,以至于一舟扬帆三四百里,就要交五六次税。运河仅临清至济宁段,约400里长的河段上,“层关叠征”。而矿监更以开矿为名,见“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④。他们拆民房,掘良田,挖坟墓,无所不为。

  矿监、税监使的“纵横绎骚,吸髓饮血”,极大地摧残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天下萧然,生灵涂炭”⑤,大量的工商业者破产,店铺倒闭。如河西务原有布店160余家,倒闭多达130多家。山东临清原有绸缎店32家,倒闭21家;布店73家,倒闭45家;杂货店则关闭了41家⑥。由此可见,“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⑦。商贾裹足,商业萧条,政府的税收亦大为减少。万历二十五年(1597),仅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淮安等地税卡每年可收税407500余两,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减少到2668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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