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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_王新龙【完结】(243)

  李时珍一生著作甚丰,除了《本草纲目》之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他不仅是一位药学家,也是一位医学家。在医学上,从基础理论到临床,他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他的《濒湖脉学》在晋人王叔和《脉经》24脉的基础上又新增述了3种脉,使中医脉象增至27种,并对每一种脉象作了形象的描述,大大普及了脉学知识,提高了医学临床学的质量。直至近代,这本书仍被视为中医学最重要的教科书。他的《奇经八脉考》揭示了奇经八脉病机辨证的基本情况及规律,从而使中医学的经络学说成为系统、完整的独特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中医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五脏图论》、《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是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中医脉象学上许多历来争议颇大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中医脉象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濒湖医案》与《濒湖集简方》是方术医案专着,是他临床实践的成功的记录,也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医案专集、著作。

  注释①《明史·艺文志》。

  ②③④⑤《明史》本传。徐光启修《农政全书》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他家祖上经商,到父亲时归田务农。他出生时,家道中衰,所以自幼对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活动都不陌生。

  徐光启少年颖悟,“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但因家境关系,他中秀才后,便开始在乡间私塾课徒。多次应试不中,又到韶卅、浔州等地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五岁的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却被主考官焦竑从落第卷中捡出擢至第一名。又过了七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三岁。

  中进士后,徐光启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其间于国家军事经济大政多有建白。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进攻明朝,徐光启奉诏选兵练兵。阉党魏忠贤擅权,曾援引徐光启,他不为所惑,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置闲住,回到老家上海。崇祯元年(1628),阉党被除,徐光启官复原职,旋即充经筵讲官。次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五年(1632)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崇祯六年(1633)八月,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年十一月七日辞世。

  作为明末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水利、军事诸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他的《农政全书》,更是广为人知,对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由于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晚明之世,水旱虫灾连年不断,使得一直做着“富国强兵”梦的徐光启对国家大事和农业生产非常关注。他痛心于“唐宋以来,国不设农官,官不庀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的状况,极力鼓吹发展农业生产。他赞扬战国李悝、商鞅等人的“农本”思想,主张“富国必以本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他不仅多次上疏建议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更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间在天津买荒地数百亩,开垦为农场,从事农事试验,研究如何在北方地区种植水稻。阉党专权,他回老家上海“闲住”,则致力于《农政全书》的写作。这项工作开始于天启五年(1625),但没有最后定稿。徐光启逝世后,《农政全书》初稿经由江南名士陈子龙会同谢廷桢、张密等人整理,“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于崇祯十二年(1639)完工,定名为《农政全书》刻印出来。

  《农政全书》共分60卷,约70万字。从篇幅上说,这本书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7倍,是元王祯《王祯农书》的6倍。全书分12门:农本(介绍经史典故、诸家重农杂说)、四制(介绍井田、区田及土地利用等)、农事(研究营治、开垦、授时、占候及预测天气之变化和年成丰歉)、水利(介绍我国西北及东南地区的水利、灌溉、水力利用和泰西水法)、农器(介绍作物栽培及粮品加工等用具)、树艺(介绍谷类、蔬果的栽培)、蚕桑(介绍栽桑、养蚕)、蚕桑广类(介绍棉、麻、葛的栽培与加工)、种植(介绍竹木及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牧养(谈禽、畜、鱼、蜂等的饲养方法)、制造(介绍食品加工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常识)及荒政(谈如何防荒、救荒)。书中绝大部分材料是从220余种古代及当代文献中辑录来的,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只有6万余字。所以,陈子龙称徐氏《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兼出独见”,而时人对徐氏的自着文字则极其推崇,以为“人问或一引先生独特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①。由此可见,《农政全书》是一部融前人经验与个人研究、实践的成果于一体的农业科学巨著。

  从内容上看,《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他主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办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从根本上革除漕运弊政。另外,他提出对灾荒“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应以预防为主。在农业技术方面,他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说明通过试验可以使过去在某地被看作是不适宜的作物得到推广种植。另外,他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理蝗灾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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