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于多事之秋，惟思急功近利，不思纳谏革弊，摧旧立新。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上言曰：“养凤欲鸣，养鹰欲击。今鸣而箝其舌，击而绁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异于此！使言官括囊无咎，而大臣终无一人议其后，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忧，臣所为太息也！且皇上所乐听者谠言，而天下误以攻弹贵近为天子所厌闻，其势将披靡不止。”崇祯帝认为袁继咸是越职言事，痛加斥责。这时崇祯帝益加刚愎自用，不纳忠言，再也不像初登极嘁那样谦恭谨慎了。
崇祯后期，边关战事日紧，山陕农民起义日炽，全国灾荒频仍。在危难之中，崇祯帝还要经常游猎，性格也变得喜怒无常，苛责直言忠鲠之士，亲信重用佞俸之臣。为应付后金进攻，加强蓟辽边防，加派辽饷；为镇压农民起义，加派剿饷；为操练士马，再加派练饷。三饷负担已超过农民—之半，再加上其它京用杂项催征，百姓苦不堪言。荒年饥岁则人相食。以致朝野臣民均斥崇祯帝为暴主昏君！终于在内外交困之下，陷大明王朝于覆亡之地。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左都御史刘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他认为京城是首善之地，先臣冯从吾曾建“首善书院”，请求迅速恢复，以表明朝廷致治之本；二、贞法守，太祖读《老子》，深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理，立即焚毁锦衣刑具，要求一切诉讼，听法司决断，不必下锦衣，今应恢复此事；三、崇国体，大臣三品以上获罪应该让九卿、科、道会审后，交付刑法部门，依法收系，不可滥系无辜。即使在刑戮之时，也不能忘记礼遇之意；四、清伏奸，凡是朝廷收到匿名文书，请求立即毁掉；五、惩官邪，京城士大夫与地方官员交际愈多，奸巧愈深，要求臣属听到消息后，就马上弹劾告发。再遇中外官勾结之事，皇上要严断；六、饬吏治，他认为当今吏治腐败，如催科火耗、词讼赎锾，已成定例。至于营升谢荐，贿赂之风就更加厉害。请求严惩贪赃枉法，以清吏治。不难看出，刘宗周所言六事，活生生勾勒出崇祯末年明朝官场腐败，弊端丛生、风教败坏的黑暗政治概貌。崇祯帝对这六条建议虽深感痛切，但已无力回天。
崇祯帝统治晚期举措失当之处更多。如不顾天下灾荒频仍，催科捐税，加派三饷日甚一日，把全国人民推入苦难深渊；为加强防边和镇压各地起义，督饬巡抚、总兵奋力剿讨，也不顾条件如何，敌我形势是否许可，凡边将失事败阵者，非系即杀，从不与廷臣商讨。因此很多镇将遭敌围袭，只能战死疆场，以报效朝廷，致使名将越来越少。尤甚者，偏信中官，总以中官镇抚、监督各要害，以致边将镇卒难以独立运作，手脚被缚。如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明朝覆亡在即，清兵与李自成起义军都逼近京师，崇祯帝仍“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关键时刻京城守备至关重要，崇祯帝竟令“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然而太监并不完全忠心于崇祯帝，如李自成兵至宣府时，“太监杜勋降”。当李自成兵临居庸关时，崇祯帝又遣他认为可靠的唐通“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不料，起义军一到，“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李自成入居庸关。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一向宠信的贴身太监王承恩，应在京城守卫战中大显身手。不料，李自成军刚到，未及交手，“京师京营兵溃”。这时，只能把崇祯帝逼上煤山与王承恩同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面临危急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皆不准。当李自成起义军兵临居庸关时，李建泰亦请南迁，崇祯帝却“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既无充足准备，又根本不具备必胜条件，不思采取灵活变通之计，死守京城。自己不思转机，又不肯放权于皇太子，那么京城的文武重臣、皇亲国眷就只能随这个煳涂皇帝一起殉葬了。在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时，崇祯帝的措置之误，更是难以令人理解到崇祯帝缢死煤山前，在御书衣襟中还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崇祯帝自信自用如此，至死不觉己非，将一切罪过都推给诸臣，其刚愎自用则可想而知！但，他毕竟不能算是个荒淫暴君。史论说：崇祯帝“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驯致败亡，儿与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贬”，其主要原因是“化导鲜术，贪浊之风成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见于上”。倒还颇有些功过分明的两点论味道。比起崇祯帝的怨天尤人来要高明得多；《明史》的评论说：“崇祯帝虽每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但十分可惜的是他“用匪其人，益以债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这样的评论似乎更近乎公允。因此讲述崇祯帝，宜应区别前后两期，前期诛灭权阉，不近声色，不殖货利，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大有中兴气象，因此“天下翕然称是”。但到了后期，刚愎自信，不纳忠言，用匪其人，以至于达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的程度，最后落得个国破身死、求告无门的悲剧下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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