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思想领域僵化浑沌、令人窒息的状况相对应，明代中期在“弘治中兴”后，由政治腐朽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明孝宗朱祐樘是明代历史上声誉颇佳的一位帝王，他在位18年，史称“弘治中兴”。他比较有效地遏制了正统、成化以来宦官权力膨胀的势头，广开言路，励精图治，明显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大明王朝在开国百余年后出现了“朝序清宁、民物康阜”的安定局面。这种政绩的取得实属不易。明孝宗由此赢得了诸多赞誉之词，后人甚至将他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故，15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他就是明武宗。因年号为正德，故又称为正德皇帝。这位正德皇帝的所作所为与乃父相比，有霄壤之别。他不仅将孝宗时期种种兴革的举措废止殆尽，而且醉心逸乐，不理朝政，宦官专权成积重难返、尾大不掉之势。当时京师民谣云：“一为坐皇帝，一为立皇帝。”坐皇帝即为高坐于金銮殿上的明武宗，而立皇帝就是指当朝大太监刘瑾。武宗即位不久，深受宠信的刘瑾即驱走朝中老臣，开始独揽大权，威福任情。朝中大臣惧怕他的权势，谒见时相率跪拜。刘瑾操纵的特务组织“厂卫”人员更是骄横跋扈，妄行无忌。另外，刘瑾还利用各种名目搜刮民财，大兴土木，天下黎民怨气冲天，一次又一次的地方性农民暴动接连发生，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严重的内讧局面。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稍为清醒的士大夫们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与忧虑之中，内心充满了危机感。他们中的一些人殚精竭虑地寻找挽救社会危机的出路，王守仁就是其中声名卓著的一位。
王守仁曾惊叹道：“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显然，他把当时危机四伏的明王朝比喻为行将就木、病入膏肓之人。他认为，王朝政治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天下士风的萎靡不振与学术思想领域的浑浑噩噩。他明确指出：“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那些日日空谈程朱之学的士大夫其实并不了解学术之真谛，因此欲求天下之治，必先在思想领域上正本清源，抛开陈腐的程朱之学，创建起符合时代需要的崭新之思想体系。为此，王守仁进行了成功的探索，“阳明心学”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针对朱熹有关“天理”亘古不变的观点，王守仁强调“心外无理”、“心之本体无所不该”。他主张万物之理与吾心具有同一性，不可截然分开。研究者常常根据这些言论，轻易地将他的主张划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范畴，这不免过于简单化了。程朱理学所宣扬的“天理”并非单指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而更主要的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为核心，即所谓“礼字即理字”。“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人人恪守封建道德伦常，不能以己意去辨别与认识。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理”，就是将“心”即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加以强调。任何理念必须由人主观去思考探索，才能真正被理解与接受，没有经过主观认知的“天理”只是僵死而空洞之物。这种“心”与“理”不可分割的观点可谓当头棒喝，对瓦解程朱理论体系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然而，各人的认知能力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对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的理解和诠释上，于是王守仁又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他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他解释道：“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便是良知。”这乍一听起来，似乎有浓厚的先验主义的味道，其实这种观点，首先是承认了个人不仅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而且具备评判分析、独立掌握“天理”的主观条件，有了这一主观条件，便可以掌握与拥有“天理”。王守仁进一步阐述：“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可见，王守仁“心学”创立的本身就是创建在对程朱理学的否认之上，强调在对“天理”的认识与掌握上人人平等，这无疑是一缕振奋人心的解放思想的春风，因而引起当时学者们的强烈反响。其影响极为深远，王守仁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崇高的声望。明代中期以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评价道：“正（德）、嘉（靖）以后，天下尊王子（即王守仁）也，甚于尊孔子。”
王守仁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行合一”的学说。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后世士大夫阶层却逐渐形成知而不行的风气，这在明代中叶以后更是具有代表性。王守仁曾批评道：“近世学者将‘认知’与‘行事’分成两码事，强调必须首先弄清欲行之事，然后才能付诸实施，结果导致终生一事不行。”“学者不脚踏实地地解决实际问题，而牵制纠缠于言语的论辩之间，只能走向空洞虚无的迷途。”因此，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呼吁他的“同志”着手解决面前的社会问题。这才是王守仁创立新的哲学体系的最终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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