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放浪形骸的天子外，周围的近臣也整日想出各种花样供武宗逸乐，乘机操纵朝中大权。他们一方面对王守仁的功绩妒嫉不已，千方百计贬斥压抑：另一方面因或多或少地都与朱宸濠有牵连，受过贿赂，害怕王守仁平叛后抓到证据，再加上王守仁在朱宸濠反叛后，曾上疏请求武宗诛除奸佞，江彬、张忠等人更是恨之入骨。因而想先发制人，便捏造谣言，胡说什么“王守仁早已与朱宸濠勾结，最后虑事不成才起兵平叛”云云。武宗频有耳闻，心中不免生疑。张忠、江彬等人为讨好献媚，竟无事生非地提出让王守仁将朱宸濠等叛军纵于鄱阳湖中，待武宗亲自率军擒拿。这可正中武宗下怀，立刻应允，并派张忠、许泰等人先率禁军进入江西，从王守仁手中接管叛俘。
张忠等人的这一招确实十分毒辣而阴险，如依此计而行，他们不仅可以全部抹杀王守仁等众位将士的功劳，同时也可能将武宗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王守仁更是明白地看到了这一点。王守仁乘他们未至之时，抢先上疏请求让自己至京师献俘，请武宗停止南征。这更引起了武宗的怀疑，当然置之不理，继续南下。当时提督军务太监张永驻守杭州，与张忠等人相比，张永因与杨一清等人合谋铲除十恶不赦的刘瑾，赢得天下官民的好感。为了不让张忠、江彬等人的阴谋得逞，王守仁赶到杭州，当面盛赞张永之贤德，同时为其陈述利害。他说：“江西百姓久罹朱宸濠等叛党荼毒，今又经大乱，再加上亢旱无雨，军中粮饷督促又急，可谓困苦已极，如不及时救济，必群聚为党，占山谷为盗。如今叛乱虽定，仍有土崩互解之势，即使遣朝廷大军前往，但要翦除，谈何容易！”王守仁之意在于劝阻武宗南下至江西，苦虐当地疲惫已极的百姓。张永听后深表赞同，并吐露苦衷道：“我此次南下，就是因奸佞之徒随帝左右，只能暗中调护，并不为夺功而来。只是当今圣上顺其意尚可进言，若逆其意，更激怒奸佞人等，恐根本无济于事，公有大功于国，亦无法直接向皇帝请功。”态度相当诚恳，王守仁认定他与张忠等人确非同党，便将朱宸濠等俘虏转交给他，然后起程返回江西。
武宗到达南京后，日日携刘美人观赏湖光山色，兴味浓郁，乐不思归。张忠等人回到南京后，千方百计诋毁王守仁，幸好有张永在武宗身边讲述守仁之忠心。此前，张忠等人经常矫诏急召王守仁进见圣驾，王守仁料定为彼等之诡计，故常托故不行。张忠等便对武宗言王守仁不忠，劝武宗下诏以试之。张永急派手下抢先通知王守仁。等皇帝使者至，王守仁吐哺而行，张忠、许泰等见王守仁来到，尴尬不已，竟气急败坏地阻止武宗与王守仁相见。王守仁并不介意，脱去官服，“纶巾野服”入游九华山。日日在道观之中与道士清谈玄理。洒脱飘逸，颇有忘俗之意。碰巧被入山游玩的武宗窥见，因而对张忠等人对王守仁的诬陷有些反感，对左右随从道：“王守仁参禅学道，高人雅意，闻召即至，焉有反意！”立即召见守仁，令其回镇南昌，并重上捷书。
王守仁似乎明白了武宗的用意，在重新拟定的奏捷书中，王守仁开篇便道：“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这无疑是将平定叛乱的成绩首先归功于武宗的韬略，同时把武宗宠幸的近臣均写进了功臣簿之中。王守仁的这份大有虚假内容的捷书倒真使武宗满心欢喜，张忠、许泰等人也无话可说。意犹未尽的武宗又上演了一场闹剧，他与诸位近臣都着戎装，带领京师禁军。出城数十里，四军围成一个广场。他命将朱宸濠等俘虏解去枷锁，置于广场的一角。然后武宗若有其事地鸣金击鼓，向束手待毙的朱宸濠等人发起进攻。不费吹灰之力抓住朱宸濠后，重新捆绑起来，打入囚车。诸位佞臣纷纷吹捧献媚。武宗以此将平定朱宸濠的功绩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得意洋洋地下令班师回朝。武宗这场闹剧发生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此时距离王守仁平定叛乱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班师途中，明武宗乐极生悲。在捕鱼为戏时，舟覆落水，从此染疾在身。
十二月回到北京后，武宗又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此举轰动了整个京城。武宗本人立于正阳门下，一身披挂，金戈铁马，威风凛凛，好不得意。但这等光景对于逸乐过度、染疾在身的武宗来说，恐怕只是回光返照了。没过两天，武宗在南郊进行祭祀活动时，内疾发作，呕血不止。众位御医使尽各种方法，却无力回天。次年二三月，终告不治而崩，年仅31岁。武宗在途经通州时，将朱宸濠处死，焚尸扬灰，而自己却在仅仅3个月后也撒手归西。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结局恐怕是王守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们也许无法体会到这位哲人内心的复杂感受。他与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平定一起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但对这位昏庸的帝王却无可奈何。相比之下，反叛的朱宸濠似乎显得更加高明，他对武宗的声讨与剖析可以说是句句属实，他起兵征讨这位不称职的君主并不是毫无道理。而王守仁不仅对武宗的胡作非为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反而心甘情愿地充当走卒，奔波效劳，呕心沥血。其结果却是功高不赏，谗言四起，自身难保。
世宗即位之初，锐意求治，对战功赫赫、声望颇高的王守仁准备予以封赏及重用。然而，却遭到了朝中大臣的阻挠。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极为赏识，大力提携，王守仁也对王琼感恩戴德。然而，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王琼不睦，对王守仁极为不悦。其他一些大臣对王守仁的名望与功绩也嫉恨不已。故此，世宗仅拜王守仁为南京兵部尚书，这实为一个无足轻重的闲职。于是，王守仁借口归乡省亲，不赴新职。后来，朝廷论功封王守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1000石”，这大概是明朝文臣以战功得到的最高封赏。不过，这种封赏有名无实，没有照例赐予不死铁券，亦不实发岁禄。当时与王守仁并肩作战的官员中，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升至大官，受上赏，其余的大都也明升暗降，遭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当时王守仁正在家乡守丧，此情此景令他异常愤懑，频频上疏请求辞去爵位，重赏其他功臣。但这些奏疏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丧假期满，朝廷也不召守仁入京，他实际上成为空有爵位、无事可做的闲居之人。王守仁遂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讲学与著述之中，这段时间也是他在学术上颇有创获的时期，“阳明心学”体系趋于成熟，影响愈来愈广泛。显然，政治上的失意成为了学术造诣精进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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