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忠的血腥屠杀，实际上并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荆襄流民问题。此后，明朝政府在12个通行要道上修筑营堡分兵戍守，还在8个过往关卡设立了巡检司。规定，此后倘若再有进人荆襄山区者，捉到后一律在山口披枷一个月示众，其全家成员则谪戍边卫。然而，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并不能防止流民再度进入荆襄地区。成化十二年（1476年），河南歉收，饥荒严重。饥寒交迫的农民冲破政府的山禁和关津制度，如潮汹涌般地人山求食，一时间，在荆襄地区的流民又集聚到了数十万人。倘若再次封禁，势必会再度激起反抗。面对这一局面，祭酒周洪谟着《流民说》，提出了解决流民问题的办法。有鉴于东晋曾用侨置郡县安置荆襄流民取得过明显的成效。他主张，如果让靠近各县的流民附籍，在远离各县的流民地区创建州县，设置官吏，编排里甲，放宽徭役，让他们安居生业，那么，流民也就转化为编户齐民了。明朝政府无奈之余，只得采纳了周洪谟的建议。成化十二年（1476年），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原杰一到荆襄地区，就四出彻底调查情况，选派湖广、河南和陕西官员遍历山谷，向流民解释新的政策。流民们被告知，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已耕种了好几年的空地，并且可以登记成为这个地区的合法居民。官员们向他们保证，新地在能够生产之前，可以得到减税的待遇。在这种优惠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取勘的流民共达113317户，男女共438644丁口。其中附籍者96654户，达85％；男女392752丁，达89％。在招抚流民附籍的同时，为了加强地方治安及管理，设置了郧阳府和湖广行都司，析置竹溪、郧西等县。此后，政府继续推行附籍政策，收效极为明显。弘治十八年（1505年）和正德元年（1506年），又有大批荆襄流民在当地附籍。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荆襄流民问题的出现，是明代社会人口与耕地比例严重失调的表现。从人口方面来看，明代的人口（统计的范围大致北至明长城，西至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和青藏高原东缘，东至辽东湾沿岸、辽东半岛和辽河下游东岸一带，西南至云南，略超出今国境，南方和东南与今国界相同，不含台湾），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约7000万人。及至弘治四年（1491年），官方登记的人口数却仅有5000多万。经过将近100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却比先前少了2000万，显然，其中有不少人成了流民。一般认为，明代的人口大约以年平均增长5‰的速度递增，故而弘治年间的人口数比起洪武年间有增无减，应当是断无疑义的。然而，弘治年间的耕地面积却仅有6，22亿亩。如果我们与历史时期作个比较，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仅5900万，而耕地已达8，27亿亩。虽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无误，但却反映出：尽管人口不断增加，但耕地面积却长期停滞不前，明代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呈现出严重失调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流民问题也就演化成全国性的规模，并且越来越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在明代，绝大多数山区仍然是一片空旷荒凉，故而流民以山区为主要迁移目标，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日趋剧烈，赋役愈益繁苛，流民向山区进发更为时势所趋。流民这种自发的行动，客观上也成为解决平原地区农业人口相对过剩的一种特殊方式。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大批流民的存在，使得政府的赋税徭役没有着落。流民的屯聚，也非常容易引发社会动乱，从而直接威胁到王朝的统治，故而必须妥善处理。但如何处理荆襄流民问题，明朝政府的政策却一直摇摆不定。周洪谟曾经指出：“流民就好像流水一般，应当顺从其本性而加以引导，否则的话就会泛滥甚至壅溃。”揆诸史实，天顺、成化年间几次荆襄流民起义，都是统治者对流民处置不当所引发的。对于流民问题，明朝政府最初采取了遏阻的手段。先后颁发了《逃户周知册》、《挨勘流民令》和《隐丁换户之禁》等法令，一再督促流民返乡复业，纳税服役。为了贯彻这些政策，明朝政府还于正统四年（1439年），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湖广布政使司所属以及顺天等府、州，添设了抚治流民之官。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故而丝毫未能减弱流民浪潮的势头。明朝统治者继而采用武力封禁山区，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流民问题。然而，荆襄一带地旷人稀，流民的集结主要是为了躲避不堪忍受的赋役负担，寻找可供开垦的土地，这是一种非常切实的求生本能，而且山区的开发也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故而尽管明代政府三令五申封禁荆襄地区，但其成效却极为有限。项忠等人虽然以血腥的屠杀驱逐荆襄流民，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在流民的原籍地。传统农业比较发达，土地兼并加剧，人口与耕地的比例严重失调。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从耕地上被排挤出来的农民，一遇灾荒。必然又要流向荆襄地区，寻找谋生的机会。故而回到原籍的民众很快又会设法逃出，重新成为流民。项忠赶尽杀绝的屠杀政策失败后，周洪谟、原杰等人“抚治流民”的新办法，显然较之先前的军事镇压方略棋高一着。晚明人王士性，对比明代前后剿抚的不同政策时，曾这样评价说：“项忠之荡定，乃一时之功，原杰之经略，则百世之利。”从总体上看，经过原杰等人的安抚，80％以上的流民都陆续附籍，构成了当地的基本居民，从而使得流民转化为编民，奠定了荆襄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此后，荆襄地区的许多荒地，经过流民的进一步开发，迅速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而荆襄山区的开发，使得湖广地区农业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从而提高了湖广在明代社会经济史上的地位。“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从此更是尽人皆知。清官海瑞看到以往几位谏官悲惨的下场，海瑞做好了死的准备。为实现自己的忠君报国，他不惜一死来唤醒执迷不悟的明世宗。他成功了，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面对积弊难返的明朝官场，海瑞却动辄得咎，无可奈何地感叹：“这等世界，做得什么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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