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命太监郑和等率舟师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为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物产丰饶”与“噱慨大度”，郑和携带大量中国珍奇特产，遍行赏赐。海上诸国对中国的珍宝财物极为艳羡，因而千方百计向明朝官府靠拢。日本国首先遣使致意，表示愿意“归附”，并提出“入贡”的要求。当然，这种“归附”与“入贡”只不过是一种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与日本两国间有某种归属关系。在中国封建时代，外国人到中国的所谓“入贡”，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经济交换关系，即“贡”少“赏”多。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君主往往随心所欲，大行“赏赐”。这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外邦人士前来。出于前车之鉴，明成祖朱棣自然对日本充满戒心，规定日本10年“入贡”一次，并限制每次人员200名，“贡船”二艘。醉心于中国财物的日本国人自然不满于“十年一贡”的强行限制，他们结伙而来，进入明朝境内，遇到官兵诘问，就以“入贡使者”应对。每当碰到这种“贡不如期”的情况，各级官员往往“俯顺夷情”，以“下不为例”不了了之。但这些“入贡使者”每每趁明朝守军不备之时，大肆杀掠居民，满载而归。
在这些伪装的“入贡使者”之外，为数众多的日本海盗直接使用武力对明朝沿海地区进行杀掠，为此，明朝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抵御，给肆虐的倭寇以沉重的打击。当时最辉煌的战役即刘江指挥的辽东望海埚之战，生擒数百，斩首千余，使来犯的倭寇无一逃脱。这一胜利力挫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倭寇不敢再组织较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可以说，到永乐年间，随着中日关系的密切，“倭患”问题也变得日趋复杂。
正统、弘治年间，沿海倭寇入侵屡禁不止。为此，明英宗特下诏沿海地区全力备倭，遣重兵防守要地，增筑城堡，严把关口，派兵分番驻屯海边咽喉之地。严阵以待的明朝海防大大减少了倭寇偷袭的机会，使附近居民得到较大的安全感。可以说，从明初到弘治时期，沿海“倭患”问题的性质较为单纯，中日两国的关系在表面上还维持着“朝贡”往来，即使在朱元璋与日本绝交之时，沿海3个市舶司并没有废止，也就是说中日仍然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贸易关系。及至世宗嘉靖年间，中日贸易关系及“倭患”问题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5世纪末，日本诸岛又陷入诸侯割据的混乱之中，各大封建主都力争向中国的所谓“入贡”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按规定，入贡须按先后顺序，由市舶司验货及招待。宗设早到一步，照例应先予接待。可是宋素卿是一位迁居日本的宁波人，熟悉明朝官场交接之道，他通过贿赂主管太监，让后者先行查验货物，而且款待规格远在宗设之上。宗设大为不满，凭借其人多势众，咆哮公堂，追杀瑞佐及其随从，并向明朝守军发起攻击。他们大肆掳掠宁波及周围地区，如入无人之境。备倭都指挥刘锦等人惨遭杀害。这一事件一时震动了朝野上下。
一小股入贡使竟然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这显然与明代中期海防力量废弛有着直接的联系。据记载，时至嘉靖年间，由朱元璋及朱棣等苦心经营的海防工事废坏已相当严重，战船、哨船“十不存一”，备倭卫所的士兵数量锐减，仅为原来的4／10，这使得明朝军队在气焰嚣张的倭寇面前束手无策。当时，内阁首辅夏言等人闭口不谈海防问题，而将这件倭人侵扰事件简单归咎于市舶司的存在，认为“倭患起于市舶”，建议罢置市舶司。明世宗以为言之有理，遂于当年罢省沿海市舶司。这一举措可以说是明朝海禁政策最极端的表现。事实证明，这种极端的海禁政策是导致明朝中叶沿海“倭患”日益严重的最主要原因。
从根本上讲，“倭患”问题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物产的贸易需求。明代社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日本方面对中国许多商品需求量很大。胡宗宪《筹海图编》中专有《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棉、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瓷器、漆器、女人脂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特别需要中国药材。同时，中国士民对日本商品也有浓厚的兴趣。如日本所产倭刀以其锋利精巧备受称道，成为官绅士民争相求购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饰物等，也颇受明朝百姓的欢迎。
起初，朱元璋虽与日本官府绝交，但仍保持着官方贸易，市舶司就是明朝政府专管海外贸易的正式机构。市舶司原设于江苏太仓黄家渡，后以地近南京，改设于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广东广州三地。市舶司在禁止海上走私、抑止奸商牟取暴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使明官府调节有无，增加收入，节省海防建设的开支，达到了“利权在上”的目的，控制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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