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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_王新龙【完结】(55)

  日本使者到中国“进贡”之时,除正常的官方贸易外,还可以进行私人交易。明朝政府规定:日本官方贡物由朝廷收管,而使者自行携带的物品则可以自由处理,官方可以出价收购,日本人对官方收购不满意者,可自行上市交易,因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日本入贡使者实际上是一个特殊形式的贸易团体,也正因为有利可图,才会发生争相“入贡”的骚乱。

  明朝官府本应正视与鼓励这种双方均获益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加强海防,以保证万里海疆的安全。然而,首辅夏言等人敷衍塞责,将“倭患”起因完全归咎于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司,轻率地予以关闭。这种简单而愚蠢的做法不但不能遏制中日之间的贸易联系,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从此,公开的交易转为暗中的走私,断绝了官方的大批收入,使奸商从中牟取暴利。并由这种私下交易引起的争端,酿成更为严重的“倭患”。

  在与日本人长期交往的过程中,沿海地区的富商大贾也认识到对外贸易的丰厚利润,“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不少沿海豪民建造巨型船舶,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法不能止”。同时,明代中叶,政治腐败,贿赂公行,土地兼并严重,不少生活困苦的贫民迫于生计,纷纷入海求生,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绅及穷困潦倒的秀才也混迹其中。时间一长,几种势力联合起来就形成了较为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这种走私集团必须以沿海的富商大姓为依托,帮助他们囤积及销售货物。市舶司存在之时,民间的私市相当盛行,走私货物得以较顺利地运销,彼此均有利可图。与“入贡”的日本人各行其道,这种武装走私集团并没有对沿海地区的安全构成多大的威胁。市舶司被严令全部罢撤后,中日贸易渠道严重受阻,这成为明中叶“倭患”的导火线。首先是携来货物的日本国人,他们只好将所带货物赊卖给当地的商人。但明朝本有禁止私人与番人交易的律令,市舶司撤消后,这种禁令更加严格。商人在无法迅速销售的情况下,只得拖欠货款不偿,“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在日人催逼之时,只好避债而逃。日人在无可奈何之余,只得求助于当地的官绅之家,而官绅之家拖欠货款更甚于商家,日人为索钱款,久困于海岛之上,饥馑难耐,便登陆进行劫掠。

  与日人境遇相仿,中国原来的民间走私集团也陷入了困境。《明实录》有一段记载,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据载,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当时沿海走私集团最著名的头目为王直与徐海等,他们货物交易的中转站为余姚谢氏。明朝罢除市舶司后,谢氏借口“倭货”难于出手,随意贬抑货值,并拖欠了不少钱款。日积月累,王直、徐海等人逼索不已,谢氏又无力偿还,万般无奈之余,便恫吓道:“如再相逼,我将向官府告发。”王直等人自然不甘心财货两空,便伺机报复。他们纠合同伙,包括与其熟识的日人,趁深夜冲人谢宅,纵火焚烧,杀死男女数人,将其家私劫掠一空而去。地方官员闻讯后,为推诿罪责,向上司宣称倭贼入寇。王直、徐海等人也利用明朝官员及士民对倭寇的畏惧心理,所至之处,动辄以“倭寇”为旗号,其实内部真正的日本人寥寥无几。显然,这些“中国倭寇”的出现,使明代的“倭患”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复杂,这同样也是明朝全面海禁带来的恶果。

  上述几股势力联合起来,形成了声势惊人的“倭寇”集团。一时间,浙江、福建沿海地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尤其是富商、权官与之里应外合,使原来从事走私贸易之人变成明火执仗的强盗。横遭攻掠的城邑不计其数,被掠公私财物更是难以估量。浙东、福建沿海严重的“倭患”惊动了明朝最高执政者,朱纨受命任浙江巡抚,兼摄福、兴、漳、泉诸州府军事。朱纨虽然是一位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的正直官员,但他对当时“倭患”起因的认识却很不全面。他片面地认为,沿海巨商权官的帮助与接应,是“倭寇”四处横行的症结所在,因而下令禁海,不仅严禁渔民下海,就是海边带有双桅之船也全部焚毁,违者处斩。他宣称:“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为此,朱纨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将抓获的通番奸细数十人斩首示众,同时上报了有通倭嫌疑的数码权官的姓名,请示上司予以惩戒。

  朱纨的举措在沿海地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为自己招来了灾祸。当时,在有名的通商口岸如浙江宁波、定海,福建漳州等,为谋取厚利。权官之家大都参与走私贸易,因而均可称为“通番”的巢穴。他们对朱纨的揭露与严厉措施恨之入骨,自然不会束手待毙。这些人通过种种关系。令朝中人士弹劾朱纨等人擅权专杀。世宗偏听偏信,很快罢免了朱纨的官职,并派人进行审查。没想到,审查的结果竟与朝官的弹劾如出一辙,朱纨愤而自杀。“倭患”的出现使明朝官府内部相互倾轧的丑恶暴露无遗。

  朱纨死后,浙江巡按御史董威等人请求放宽海禁,得到朝廷的批准,但这种措施并没有达到有效遏制“倭患”的目的,因为走私集团通过武力较量,看到了嘉靖朝野畏惧“倭寇”的心理,尝到了四处杀掠的甜头,进而演变成了专门从事掳掠的职业海盗。明朝海防工事年久失修,兵士缺乏训练,毫无斗志,遇敌则溃,这种情形更使“倭寇”得意忘形,无所顾忌。明朝虽派出重臣前往戡乱,但只是处于被动守御的状态,无力主动出击,而“倭寇”之船却联翩海上,四处流动作战,故而能避实就虚,出奇制胜,使官军防不胜防,疲于应付。明军四处追剿,结果导致“倭患”的四处蔓延。工部侍郎赵文华在倭寇猖獗的情况下,甚至荒谬地提出祷祀东海之神,以镇抑海患。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只能加重沿海官民的困扰,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横行的倭寇又在杭州城外上演了“流血成川”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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