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沿海“倭患”在明朝官府的镇压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非但没有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反而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据谢杰所云：“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也就是说，原来从事贸易的平民，今天成为海盗的向导：原来与海商往来的百姓，今天成为接应的奸细，在全面海禁的情况下，沿海居民似乎都变为强盗了，福建、浙江、广东等地都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明人王世贞还毫不夸张地讲道：“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这种“全民皆寇”现象的出现，自然不能归咎于沿海居民，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反映了相当精辟的经济思想，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要与当地自然条件相吻合。明朝时就有这样一种说法：“海者，闽人之田”，即福建沿海居民将大海视为衣食之源。这其实带有相当大的代表性，“滨海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以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沿海地区的土壤土质不适合农业生产，百姓只有向海洋进军，靠海洋图生存。海洋不仅有通往四方的航路，更拥有各种资源。明朝官府的海禁政策完全不顾沿海人民的死活，断绝了当地居民的生路，无怪乎人们纷纷向“倭寇”靠拢。如谭纶所指出的那样：“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同样，沉重的赋役负担与贪暴的官吏压迫也是使沿海居民“从倭”的推动力。有识之士指出：“海滨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穷，沃尓沃之所侵，债负之所折，怨入骨髓。”种种因素都把大批平民推到了“下海”的这条路上。
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又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提供了大量可供交易的商品，也极大地培养了当地人民的商品意识。王直、徐海等著名的“倭寇”头目都是商人出身，他们都是看到海上贸易有利可图，才转而从事违禁交易的，从这一点上讲，明代“倭寇”属于较典型的商人型强盗。
明朝中期的沿海“倭寇”在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的围追堵截下，逐渐平息下来。与此同时，在一些官员的倡议下，明朝不得不放宽海禁，这种明智的措施使长期军事行动难以压制的局面迅速稳定下来，这甚至使一些官员也感到吃惊，从而更明确地认识到“市通则寇转化为商”的道理。海防力量的增强以及海禁的放宽，是从根本上解决“倭患”问题的两个必要条件，两者不应相互抵触，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强大的海防力量是保证自身安全及发展对外贸易的保障，而畅通的对外贸易又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遗憾的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往往出于狭隘的皇权意识，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古代社会同样存在着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及开发丰富海洋资源的现实需要与可能性，而官僚统治集团不仅不给予积极支持，反而拼命镇压，视之为洪水勐兽。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将自己地位的巩固看做是最重要之事，而不会设身处地地为普通百姓的生存着想，他们只要求天下士民百依百顺地接受管制，而绝不会着眼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封建专制制度是阻碍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以及海洋资源开发的最主要的绊脚石。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习惯认为中国为天下四海之中心，周围“四夷”不过是不堪人居的蛮荒之地，根本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础。中国作为“天朝大国”，无奇不有，无所不包，也就不存在开展中外贸易的必要。无所不有的“天朝”根本不需要与外国通商贸易，只是为了让外国人有日用必需品，才特开“皇恩”。这种妄自尊大其实就是一种对世界时势毫无所知的愚昧，而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闭塞与愚昧，将中国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从而丧失了发展机遇。直到携带洋枪洋炮的西方近代殖民者毫不客气地砸开中国的大门，衰弱落伍的“老大帝国”只好接受任人宰割的命运。中国近代史的惨痛与屈辱，恐怕远非明代“倭患”所能比拟，而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却是无法忽视的。张居正改革评价一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作为政治家，工于权术的张居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暮年的大明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作为一个官僚，张居正为自己特制了33人才能抬起的豪华坐轿……
第八章
万历初年某日，明神宗诵读《论语》。他误将“色勃如也”的“勃”字读作“背”，在一旁授课的张居正便厉声训斥道：“应当读‘勃’！”神宗吓了一跳，周围的人也都大惊失色。
明神宗即位之初，还是个10岁幼龄的童子，日常生活起居均由太监冯保负责料理。年幼的皇帝偶尔不受约束，冯保就告诉慈圣太后。慈圣太后于严加管束之余，常常吓唬小皇帝说：“倘若让张先生知道了，该如何是好？”“张先生”也就是张居正，小皇帝对之敬若神明，毕恭毕敬地尊称他为“太师张太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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