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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_王新龙【完结】(60)

  然而,虽然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增强了万历前期的国力,但却触犯了许多官绅的既得利益。譬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开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如履薄冰,不得不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砸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人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严肃学规,实施严格的淘汰,打击了为害乡里的学霸,也招来了被淘汰者的怨尤……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对此,他深知自己的改革将损害相当一部分官吏的既得利益。好比“绳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将会招致不少人的反感,甚至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在冯保和皇太后等人的支持下,由神宗皇帝作出裁决,以政务繁忙、不必离职守孝为由,下诏挽留张居正“夺情视事”。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夺情视事确实有利于改革。因为此时正值改革的关键时刻,整个国家百废待举,而内阁、六部和督抚之中,还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够代替张居正,倘若张居正于此时回家守孝,就有可能中断擘划已久的政治改革。然而,夺情毕竟违背了“祖制”和“纲常”。因为根据传统礼教的惯例,丁忧者必须离职居丧守孝3年,否则便是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故而“夺情”一事,让许吐司大夫深感不满。他们纷纷指责张居正“恋栈”,要求朝廷罢黜张居正。虽然他们的反对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分别受到了惩处,但张居正的威望却因此在一些士大夫中间急剧下降。

  稽考史实,在夺情之争中反对张居正的,并非完全是反对改革的奸佞小人,但张居正却认为这些人存心与自己作梗,因而采取了极不明智的手段,不遗余力地打击反对派。当时,在他的授意下,明神宗以“星变”为由,下诏考察群臣。因这一年适逢旧历“丁丑”,史称“丁丑京察”。此次京察共查处了51名官员,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夺情者。有人虽然素负才名,只因反对夺情,就被冠以“才力不及”之名而降级调外;相反,有人虽屡次遭受弹劾,却因赞成夺情而青云直上。显然,“丁丑京察”助长了任人惟亲的风气,从而在朝廷上形成了一股依附于张居正的亲信势力。由于掺杂着个人恩怨,处置不当,打击面过宽,无形中将一些原本并不反对改革的人推到了对立面。次年六月,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指出“丁丑京察”的结果必然会“驱使天下之士奔走于私门”。张居正见疏大怒,将王用汲削职为民。

  早在夺情之前,张居正的政治作风就已相当专断。他对同僚的态度向来是盛气凌人。以至于当时的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等人只能随声附和,从不敢有所异议。诚如著名学者黄仁宇所说:“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万历三年(1575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将矛头指向了张居正,他是针对朝政中流行着的对张居正、冯保之阿谀逢迎而发难的。当时,无论是边防上打了胜仗,还是完成了水利、桥梁等工程,论功行赏时,六部官员总是将张居正、冯保列于首位,赞颂他们运筹帷幄,为之请求封赏。余懋学认为,内阁、司礼监作为中枢机构自有贡献,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不能事无巨细全都归功于他们,盲目加以赞扬,从而助长了谀佞的风气。余懋学的主张不无道理,但张居正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不仅拒不接纳,而且还严厉处罚了余氏,将之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余懋学的被贬,更加深了一些官员对张居正的反感。“夺情之争”以后,张居正变得越来越听不得逆耳之言,并由听不得逆耳之言发展到只愿听阿谀逢迎之辞,从而丧失了正常的判断能力,整天陶醉于奸佞小人的歌功颂德之中。例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

  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下。

  这副对联的上联吹捧张居正辅佐世宗、穆宗和神宗,而下联则是说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中状元和榜眼。对于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不仅泰然处之,而且还欣欣然地将之悬挂于厅堂。原礼部侍郎邱岳献了一副对联,对联上这样写道: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丘山”是邱岳二字的偏旁,而“太岳”则为张居正的别号。对此,张居正更是心花怒放,准备越级提拔邱岳。这种对阿谀奉承者的欣赏和鼓励,必然会使用人的标准由“惟贤”变成“惟亲”,从而形成党同伐异的个人宗派。这就使得张居正愈来愈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难以真正任人惟贤地选拔人才。事实上,张居正在任用人才的同时,也任用了不少亲戚故旧。其中,既有安邦治国的贤才,也有奸险的昏庸之徒。

  在对阿谀奉承者欣赏和鼓励的同时,张居正还竭力压制言官,对言官采用利诱、威胁的两手,凡不听话的言官必定调出京师,至于公开唱反调的则必定罢官,乃至于流放。言路是明代政坛的晴雨表,言官是政坛上最活跃的分子,历任首辅不控制言路就无法长期执政,张居正为了推行改革而打击政敌是无可厚非的,但他缺乏大度容人的器量,在处置言官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官员时,往往掺杂着个人的恩怨,处置失当,打击面过宽,无形中将不少人推到了对立面,这显然是张居正处世为人方面不够明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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