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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_王新龙【完结】(9)

  胡为身蹈诛夷罪,毋乃耄荒辜帝恩。

  李太师,起刀笔,虽乏经国才,宁少谋身术。

  官为太师爵国公,富贵谁能逾此翁。

  纵使惟庸改玉步,更有何官加尔躬。

  人生富贵思保身,年高更念子若孙。

  太师生平素畏祸,何至乘危求灭门。

  又况事发十年后,罗织岂乏仇人口。

  一家供状二百纸,将毋逼勒刑官手。

  开国元勋犹若斯,坐令圣代少光辉。

  乃知萧何下狱寻常事,汉祖何为尚见嗤!

  这首新乐府认为,李善长被处死完全是一桩冤案。其实,早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虞部侍郎王国用就曾上书为之辩冤,认为李善长“谋反”的罪名难以成立,他指出:李善长与朱元璋同心协力,出生入死开国平天下,功居勋臣第一,生得封公,死得封王。他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众多的亲戚也纷纷拜官封爵。作为一位人臣,他已安享了万全富贵,其荣誉已臻于极致,绝不会冒险谋反以图侥幸。再者说来,倘若有人说他要图谋不轨,自立为帝,这一罪名或许还能成立。但现在竟说他要襄助胡惟庸谋反,则大谬不然。李善长与胡惟庸只是侄儿、侄女辈的亲家,而与朱元璋却是儿女亲家。不仅两家的亲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即使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至多也不过仍是个“勋臣第一”罢了,其地位绝对不会比他在朱元璋手下来得更高。王国用的这些话说得句句在理,连朱元璋也被驳得哑口无言。其实,朱元璋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他只是利用胡惟庸案大做文章,给自己杀戮功臣制造借口。他以镇压奸党为名,趁机对那些骄横跋扈的文武官员加以整肃,凡是被罗织为胡党的官员。大多被抄家灭族。整个胡案历时约10年,总计杀了3万多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大将军蓝玉。蓝玉是洪武时期的主要将领之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他率15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到捕鱼儿海(即今贝尔湖),俘获男女7.7万人,大胜而归。此后,他又多次北征蒙古,立下赫赫战功,被晋封为凉国公,位居大将军之职。蓝玉统兵多年,在军中颇有威望。在蓝玉麾下有骁将十余员,个个勇勐善战。以一介武夫起家的朱元璋,原本就最忌武人拥兵。而蓝玉却自恃功高势大,骄横不法。在军中,他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甚至不听君命。某次北征还师,夜扣喜峰关,关吏没有及时接纳,蓝玉就纵兵毁关强行进入,这一举动显然引起了朱元璋的猜忌。在地方上,蓝玉霸占东昌民田,私蓄奴婢,纵奴作恶乡里。此事后为御史举劾,但蓝玉竟怒逐御史。他还让家人私买云南盐1万余引(每引200斤或400斤),进行走私。又因奏请多未采纳,一直对朱元璋心怀不满。这些做法,终于让朱元璋动了杀心。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就将他处斩,并族诛了三族。平时与蓝玉关系莫逆的许多将校,也都被定为“逆党”,遭到了抄家灭族的下场。当时因这个案件而被诛杀者多达1.5万人,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都被杀戮殆尽。在历史上,通常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合称为“胡蓝之狱”。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随后,他分大都督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制约,以分其权。五军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只有到战时才由皇帝临时任命总兵官,战后总兵官须立即归还将印,所统军队则归驻其原来卫所。从此,诸将奉命唯谨,军权皆出于朝廷,不敢有所专擅。

  除“胡蓝之狱”外,朱元璋又以各种罪名诛杀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谢成、傅友德和冯胜等人,都先后为明太祖所杀。在淮西朋党集团中,常遇春、胡大海等人在开国之前就已经死去。地位较高的,还剩下徐达和汤和二人。据稗史笔记记载,徐达暮年曾患重病,背部生疽,病愈后医生千叮万嘱,说此病忌食蒸鹅,吃了病会复发,一发便无可救药。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因念及功臣,派来内监赐食给徐达,所赐的竟然是只全鹅。徐达明知朱元璋的用心,但君命难违,只得淌着泪水当着使臣的面吃下,果然,没过几天便一命呜呼了。另一位功臣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两人曾一道放过牛,他自然最了解朱元璋的心曲隐微。于是,就主动交出兵权,告老回乡。朱元璋大喜过望,立刻派人到凤阳为他修建府第,厚赐田宅。明初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汤和,便是其中幸运的一位。

  “胡蓝之狱”等大案前后达十几年,诛杀元勋宿将4,5万余人,将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根除殆尽。及至洪武末年,开国公侯勋戚所剩无几,曾经煊赫一时的淮西朋党集团,从此退出了明初的政治舞台。对于朱元璋的残酷杀戮功臣,历来有许多人发表过意见。清人赵翼就认为:(朱元璋)借助诸位功臣之力以取天下,及至天下既定,即将辅助夺取天下之人悉数诛杀,其残忍的程度实千古所未有!

  赵翼所言自然是一个事实。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明太祖镇压淮西新贵势力,解除了对皇权的威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完全必要的。它极大地稳定了明初的局势,使得明代新近确立的政治体制得以顺利延续。对此,明太祖与其太子朱标的一段故事颇耐人寻味——朱元璋迭兴大狱,诛杀元勋功臣,太子以为株连过滥。他劝谏道:“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闻言默不作声。翌日,他故意将一根棘杖丢在地上,让朱标十起,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便不失时机地开导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将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显然,将棘杖上的刺拔掉,一直是朱元璋蕴藏在心底的隐衷:在他看来,太子朱标生性过于懦弱,自己死后未必能镇得住那些元勋宿将,故而有必要在自己生前解决这一难题,消除他们军事叛乱的威胁,以让朱标稳坐皇帝宝座。当然,朱元璋将“胡蓝之狱”作为实行专制独裁、排斥异己的正当理由,也使得明初的君臣关系大为紧张。大批的诛杀,让朝廷上下的文武官吏人人自危。据说,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及至傍晚平安归来,便阖家庆幸,以为又多活了一天。大兴“胡蓝之狱”,也使得朝廷的元气大受损伤,造成了朝廷将才的极度缺乏以及中央军事实力的削弱,客观上形成了中央与藩王军事实力对比上的不平衡。建文年间当“靖难之役”突发之时,明惠帝几乎找不到合适的统兵之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年逾花甲的耿炳文率师迎战,屡屡败绩。于是,明初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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