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观点虽说得颇合逻辑，但也仍是一种推测，并没有拿出十分可信的证据来直接推翻《道山清话》中有关“政事堂刻石”的记载。所以宋初太祖是否制作过这块“刻石”，仍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宋真宗泰山封禅宋真宗即位之初，尚能广开言路，锐意进取，勤政治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成平年间的小康局面。但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以纳岁币求苟安，施政方针也日益保守，且崇道信佛，劳民伤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国君臣有如一群患有臆想症的精神病人，共同演绎了几场“天书”、“封禅”之类的迷信闹剧。其中一些神秘细节的具体操作过程，将永远是宫廷历史之谜。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心情一直不好。原来想到世人对其父宋太宗皇位合法性问题的非议，及对自己替代兄长继承皇位问题的种种看法。心里就一肚子的不高兴。此时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又告诉他：“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与辽国立城下之盟，难道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真是旧患未除，又添新耻，真宗心里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说不出来的窝囊和憋气，心病不轻。
王钦若揣摩到皇帝的心事，也为了迎合真宗好大喜功的心理，提出：“只有封禅泰山，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邦。”真宗听了果然心动。而后，王钦若又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端’，帝王才行封禅之举，那么怎么求得‘天端’呢？难道伏羲时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天端虽非人力所为，但只要皇上深信而崇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降祥端无异。”真宗又去问秘阁直学士杜稿：“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杜稿随口回答：“就是所谓‘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负书出于洛’，其实都是古来即有的圣人设神道为教而已。”真宗听了，心领神会，决定施行。
真宗感到需要先将以宰相王旦为首的一批官员买通，让他们也心悦诚服地加入到这一剧情的演员行列中，那戏才会演得逼真。王钦若去转达了真宗的有关“圣意”，王旦半信半疑地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群臣欢宴，提出不分君臣而以主宾就座，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权三司使丁谓，及王旦、杜稿等大臣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就不要讲君臣大礼了。”喝到高兴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包，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尤其是特赐给王旦御酒一樽，嘱咐回家与妻儿共享。王旦回府打开一看，见樽中都是亮晃晃的大颗明珠，联系到前些天王钦若传达的“圣意”，顿然有所领悟。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的早朝上，内侍来报说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有两丈多长，黄帛上隐约有字。真宗便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去年十一月某日夜里，有神人来告，谓来月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朕自十二月朔日已在正殿设了道场，恐内外起疑，所以未曾宣布。今日之帛书想必是天书下降了。”王旦带领群臣马上称贺，随后真宗率领众人来到左承天门，焚香望拜，让内侍上城楼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中“付于恒”，当然是指真宗赵恒，可见真宗即位是天命所归，且可“传世七百”，永葆宋祚。真宗大喜，把“天书”收藏于金匮之中，然后大宴群臣，令改元为“大中祥符”，“大中”有万事适中之意，“祥符”就是“天端”。接着大赦罪犯，官员普加薪俸，京城放假五天，公费欢宴庆祝。并遣使祭告天地、宗庙、宫观，群臣也纷纷上表称贺，一场闹剧拉开序幕。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兖州知州率千余人赴京上表，称天降祥符，万民称颂，请圣上封禅泰山，以报天地。真宗命朝臣讨论此事，众臣以为封禅泰山是帝王将自己统治天下的功德昭告天地的大礼，秦皇汉武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大宋创建以来，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天下大治，完全有必要举行这一大典。四月，又有“天书”降于宫中功德阁，进一步表明了天意。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外来使臣、僧道耆寿等各界代表二万四千余人伏阙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这样规模大代表广的上请，竟达五次之多。这班老臣也的确配合默契。
真宗遂决定当年十月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曾问权三司使（财政大臣）丁谓经费有无问题？丁谓回答：“大计有余。”这更坚定了真宗过封禅瘾的决心。六月的一次朝会上，真宗又继续演绎着上回那个故事说：“去年那位神人又托梦告知，将有‘天书’降于泰山。”果然，王钦若上奏说，泰山下有礼泉涌出，泉旁的亭中有“天书”下降。于是群臣再纷纷上表称贺，乞加尊号“崇文广武仪天尊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真宗拜受。至此，封禅的舆论准备，可谓相当完满。其他准备工作也正风风火火地进行着，如令匠人们专门制造了奉迎“天书”使用的“玉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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