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在废罢新法问题上，守旧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对待变法派官僚的态度上也绝非统一。范纯仁曾不满于对变法派的残酷打击与迫害，认为这样的做法会使“吾辈将不免矣”⑥。
尽管如此，以司马光为首的最顽固的守旧派势力却对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他们把持着朝廷大权，继续废罢新法，复行旧法，排斥打击变法派官僚。为减少废罢新法的阻力，他们甚至不放过持不同政见的守旧派官僚，秘书省正字刘安世就曾数次上疏，弹劾范纯十二、王存、李常、盛陶等人。事实上，守旧派官僚中只有御史中丞刘挚、御史王岩叟及刘安世等人完全赞同并支持司马光的主张。守旧派内部的分歧随着新法的废罢而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一场朋党之争。
元事占元年（1086）九月，宰相司马光病逝，80余岁的文彦博以“班宰相之上”⑦揽政。又擢升尚书左丞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左丞，守旧派中的顽固势力继续拽政。但此时由于政见的不同及学术主张的分歧，已导致相互间的倾轧，开始分化为几个小集团，形成以崇政殿说书、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程颐及其门徒、左司谏朱光庭，殿中侍御史贾易等人为首的“洛党”；以中书舍人、知制浩、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殿中侍御史吕陶等人为首的“蜀党”；以永静东光（今河北东光）人刘挚，右谏议大夫梁焘、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刘安世，监察御史王岩叟为首的“朔党”。其中以把持朝政的“朔党”势力最为强大，三党之间明争暗斗，一场混战。
“洛党”首领程颐于元祐占元年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着引荐入朝，后以崇政殿说书之职充任幼帝赵煦的老师，他以“师道”自居，向赵煦传授儒家正统思想，且又以“正色”训诫，主张一切复行“古礼”。司马光病故，他甚至反对朝臣于朝贺大赦之时，去吊唁司马光。他的此番言论惹起朝臣的不满，斥之为迂腐之论。苏轼更以他不近人情，所行非孔夫子之礼而屡加讥讽。朱光庭、贾易等人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而攻击苏轼讥讽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认为朝廷应以此追其罪责。苏轼同党吕陶、监察御史上官均遂反唇相讥，上疏论列朱光庭为程颐宣泄私忿，“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⑧。程颐与苏轼自此势不两立，两党间积怨日深。对此，无所偏倚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上疏言辞过于偏激。但身为朔党的王岩叟却公开偏袒程颐，这更激化了两党间的矛盾。
洛党与蜀党的争斗，其结果两败俱伤。元祐占四年（1089），苏轼辞官出朝，改任知杭州，程颐也被免去崇政殿说书一职，改充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而刘挚的朔党却“渔翁得利”从此独揽朝政。
是年，受谪贬而居住于安州（治今湖北安陆）的前任宰相蔡确作《东盖亭诗》十章，梁焘、刘安世将诗滥加引申评论，竟指责其讥汕宣仁太后高后，更诬陷道：“方今忠于确（蔡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正论之人；以此见确之气焰凶赫，根株牵连，贼化害政，为患滋大。”⑨高太后遂将蔡确自殿文殿学士贬为光禄卿，不久再贬为英州别驾，安置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也因未纠察蔡确而被改官。范纯仁为此而劝谏高太后：“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暖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勐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也。”⑩继而又与尚书左丞王存一同劝谏赵煦，退出后再度上疏，力陈不应治罪蔡确之由。然而范纯仁的力谏终未奏效，相反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却交章攻击他为蔡确之党，范纯仁遂力请免官辞职。次年，即罢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任知颍昌府。
六年，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与尚书右仆射刘挚同为宰相，然二人因争权多有不和。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依附于吕大防，交相上奏，以刘挚有“第往以俟休复”之语，意指“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又奏劾他与蔡确、章悖、梁焘等人交结，“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祸”。高太后闻讯，对刘挚多有不满。刘挚上章自辩，其党人官僚也多为他辩解，高太后却认为：“垂帘之初，挚排斥奸邪，实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当为也。”刘挚因此而被罢相，出知郓州。郑雍、杨畏并未就此罢休，继续对他进行打击，于是刘挚又改任知大名府，改迁知青州。在刘挚为吕大防党人所弹劾时，王岩叟连续上奏为他辩护，结果被指责为刘挚同党，被罢官，出任知郑州，次年又受排挤，出任河阳府知府，不久，便死于任上。另一位同党，给事中朱光庭驳斥郑雍、杨畏的捕风捉影之论，“挚忠义自奋，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也因此被免官，出朝任知毫州。
起止于元祐年间的蜀洛朔党争，实际是守旧派官僚内部的一场争斗，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和意义，相反而造成了政局更大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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