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废罢进士科考习试诗赋，令只专习二经。赵煦还下诏令京师及地方学校官员，凡未经制科、进士和学校上舍生而人仕为官者，一律罢免。并且解除元祐年间习不许进士科考时引川王安石《字说》的禁令。又令蔡卞议定国子监三学及各州州学学制。
对于官吏的选拔升迁与贬黜，亦注重对其政绩的考核，赵煦亲政不久，即令监司每年督察州县地方长官的治绩，将其中有突出成绩者上报朝廷。绍圣三年，又令按照元丰改制所订职事官以行、守、试三等确定俸禄与官级。
历绍圣、元符年间，以章悖为首的变法派基本遵照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的内容推行新法，其间亦针对新法过去实施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改革和调整，因此“绍圣绍述”仅仅是依章行事，几乎无所创新。
在废罢旧法，恢复新法之时，章悖、曾布等宰执一反守旧派屈服妥协的对外政策，对西夏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以“浇攻挠耕”之策迫使西夏军队处于被动的境地，而无法集结进犯宋疆。绍圣二年八月，宋廷终止与西夏关于订立两国疆界的谈判，采取进筑寨堡，拓土扩疆的战略，在泾原路、鄜延路、环庆路等西北沿边地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T事，先后建成寨堡50余处，使千里之地成为阻止西夏军队入侵的防线，元符元年十月，宋夏间爆发平夏城之役，宋军一举击败30万夏军，并且占据河东路西北、陕西路横山至天都山一线的战略要地。这一系列的战绩，不仅扭转了长期以来宋廷对西夏所处的消极被动的局面，也迫使西夏于次年“叩关”⑥求和。二年，变法派控制的朝廷再度发兵攻占吐蕃族占据下的青唐（今青海西宁），改青唐为鄯州，邈川（今青海乐都）为湟州。不久，吐蕃族大举反抗，宋将种朴阵亡，宋廷被迫放弃青唐撒退。
然而绍圣、元符年间的变法并未像王安石变法时那样，为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政局而认真贯彻执行。在赵煦亲政的六年中，变法派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打击守旧派及消除影响的斗争中，因此绍述最突出的一点是巩固了变法派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变法派内部又不断出现内讧和分裂。握有枢密院大权的曾布虽以变法派自居，但在王安石变法后期，曾上疏反对推行市易法，而与吕惠卿分裂。绍圣初年，他更千方百计阻挠吕惠卿回朝任职。其后又攻击章悖引用小人，专恣弄权，甚至借对守旧派官僚的罢贬，指责他是“报私怨”。
还别有用心地指责章悖和蔡卞于朝中培植党羽。而原来政见一致的章悖与蔡京、蔡卞兄弟。也因权势之争渐生积怨。变法派内部的相互倾轧，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严重影响了新法的深入推行。
元符三年（1100）正月，赵煦病逝，庙号哲宗。皇太后向氏为皇亲国戚中的守旧派势力，当权后即再度起用守旧派官僚，任用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悼等一批变法派官僚则相继被贬出朝。以继承神宗新法为宗旨的“绍圣绍述”遂告废止。
注释①《宋史》卷三四○《苏颂传》。
②蔡僚《铁围山丛谈》卷一。
③④《宋史》卷尸八《哲宗纪二》。
⑤《宋史》卷三四三《林希传》。
⑥《宋大诏令集》卷六三。
崇宁绍述年仅25岁的赵煦病逝后因无子，在选立帝位继承者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哲宗母向太后提议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异母之弟端王赵佶为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悖则主张立哲宗异母长弟、申王赵佖为帝，或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为帝，反对立赵佶为帝，认为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①。支持向太后的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等人竟于朝廷上呵斥章惇：“听太后处分。”②向太后遂决策，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自己则“权同处分军国事”。
赵佶即位之初，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向太后手中。她早在当宋神宗赵顼皇后时，就曾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当权，即起用守旧派官僚，首先任用神宗时的著名守旧派代表人物韩琦之子、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又以资政殿大学士黄履为尚书右丞。四月，又擢升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礼部尚书李清臣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蒋之奇为同知枢密院事。十月，又以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其后，再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知枢密院事，礼部尚书范纯礼为尚书右丞。曾布也因投靠向太后亦被重用，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凡遭变法派罢贬的守旧派官僚，向太后都给予极高的礼遇。她下令对范纯十二等人“复官宫观”，将贬到岭南管制的苏轼等人徙往内地居住，又追复文彦博、王硅、司马光、吕公着、吕大防、刘挚等33人的官爵。
向太后对变法派则采取严厉打击、排斥的政策，罢免章悖的宰相之职，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后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蔡京被贬为知永兴军，蔡卞被罢官。
守旧派官僚借向太后的势力得以重操朝政，但这位年事已高的太后，与赵佶“同听政”仅半年多，即力不从心，还政赵佶。赵佶亲政后，面对朝廷中的守旧派势力和残存的变法派势力，遂打出调和对立两派的招牌，“时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下令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以示“邪正杂用”。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病故，守旧派失去后台，极善投机钻营的曾布随即见风使舵，不断窥试赵佶的意向，且“渐进‘绍述’之说”③，又改以变法派自居。韩忠彦虽与曾布同为宰相，但韩忠彦处理政务优柔寡断，故事务多由曾布决断，赵佶亦多召其问事。在曾布的劝说下，赵韦占决意恢复新法，遂下令又改次年年号为“崇宁”，以示遵崇宋神宗熙宁新法之意，再行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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