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重用“六贼”，六贼则竭力迎合赵佶骄奢淫逸的需求，倡“丰亨豫大”之说，大肆挥霍，甚至进言：“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③一时间，君臣穷奢极侈，视财富如粪土，累朝所储一扫而光。为了粉饰太平，又制订礼乐，铸造九鼎，建造明堂，修筑方泽，广立道观，于城中大兴土木。赵俏、蔡京一伙以皇宫窄狭，又于城北新建延福宫。此后，又于城东北营建“艮岳”，方圆10余里，堆土成山，高达90尺，峰峦起伏，殿台亭阁遍布其间，山下散布池沼洲渚。赵佶终日于此纵情取乐。蔡京及其予蔡攸府宅不仅宏敞，园内林木参天，装饰精巧华丽。蔡京家中妻妾成群，每逢生日，各地官吏都要向他进献珍奇特产，称之为“生辰纲”。曾出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后迁武康军节度使的童贯，每得军需，皆充私藏，以至家中宝玉金币堆积如山。防御使朱勋在应奉局供职时，“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④，他在苏州有众多甲第、名园、田产，跨连郡邑，每年仅租税收入多达10万多石。官至宰相的王黼“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人其家。”⑤他于家中多蓄子女玉帛供其享乐，侍妾中有官封者即有18人之多。蔡京贪得无厌，已受仆肘俸禄，又提出增加所谓的“司空寄禄钱”。甚至公然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时人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一时间，蔡京等人第宅门庭若市，“输货僮佞以得美官者，不可胜数”⑥。
崇宁元年（1102），宋廷寸：杭州设置造作局，交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数千工匠，为皇室制造珠宝金玉之物，以供赏玩，而所用物料，悉由民间征敛。稍后，又于苏州（今属江苏）设应奉局和造作局，由朱勖主管。赵佶酷爱奇花异石。蔡京便令朱动密取江浙——带的珍异花石进奉。朱动初进黄杨3株，颇受赵佶喜爱。以后，进奉花石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加。为了装点延福宫和艮岳，朱勖“豪夺渔取于民”。凡百姓家中一石一木稍有奇异之处，即率健卒闯入其家，用黄帕封弥，以为标志。一时拿不走的，就令该户人家看护，稍有不慎，就加以“大不恭”之罪，敲诈勒索。待搬运之时，则拆屋扒墙以运出，致使人户顷刻间倾家荡产。时人若有一物稍有特殊，则认为是不祥之兆，唯恐灾难降临。如于陡峻山颠、悬崖峭壁上有奇木异石，应奉局官员则必定督课役夫登攀取摘，不管死活。百姓被征为役夫者，非死即伤，中等人家因此破产，或卖儿女以供其所需。一次朱勖得到一块太湖石，高4丈，装载在一艘大船上，竟动用数千夫装运、拉纤。在运往开封的途中，所经州县为使船只顺利通过，有的只好拆毁水门、桥梁，甚至凿开城墙。待这块太湖石运到开封后，赵佶亲自赐名为“神运昭功石”。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每10艘编为一纲，称为“花石纲”。经常用数10艘船运送，以至运河中的花石纲船“舢舳由舻相衔”⑦。
花石纲船不足装运时，应奉局官只就截取各路运粮的船和商船。运送花石的船只竟多得堵塞运河河道，于是又“职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⑧。一块石头的运费可达30万贯，一竿竹子所费有高在50万贯者。
置局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酌宦官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动”。几根竹子便往往动用一部大车和数十头牛驴拉运。这些都责督百姓负责运送，一年四季，竟无空闲之时，致使“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⑨。
花石纲及搜刮到的花石竹木，除装点皇家苑囿外，更被蔡京之流用来装饰自家的庭院园林，垒石为山，疏泉为湖，穷极华侈。造作局、应奉局及地方州县官吏也借机巧取豪夺，侵吞百姓财富，中饱私囊，凡“尺寸之地，人口之味，莫不贡献”。
朝廷开支日益加大。宋神宗元丰年间左藏库月支约36万贯，这时已高达120万贯，府库空虚，财政危机自然转嫁到百姓头上。崇宁元年（1102），恢复榷茶法，于茶叶产地设官场专卖，禁止私相贸易。四年，罢官场后，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但须第官府“抽盘”，发给茶引。仅茶税一项收入就十分可观，政和元年（1111）以后，年茶税额400余万贯，其中每年抽100万贯作为“私奉”，供皇帝使用。蔡京说还更改盐钞法，规定盐商须向榷货务以钱易盐钞，凭盐钞去产地换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但钞法多变，商人以钱易钞后，未及换盐，钞法又变，又须贴钱领新钞，以至于数十万贯一夕废弃。宋廷还以卖盐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州县官员因此便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宣和元年（1119）前后，仅淮南、两浙地区的盐利就达2200万贯左右，成为宋廷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除此之处，他们又巧立名目增加赋税剥削。政和六年（1116），令宦官杨戬于京西路设置公田所称“西城所”，制定法律，追查百姓田契，往往辗转复查，直到田契所出无证可凭时，便以此为由增加赋税额。此法自汝州地区开始实行，渐及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地，凡“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一律括为“公田”，收归官府所有。而后强制租给百姓耕种，且确定租税额，即使田地被冲毁或淹没，租税却不准减少。横跨济（治今山东巨野）、郓（治今山东东平）数州，方圆数百里的筑山泺，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捕鱼人户定立租税，按船纳值。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加租钱10余万贯，遇水旱灾害，常赋可减免，而租钱绝不可少。杨戬死后，继任的另一位宦官李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⑩。更有甚者，李彦竟将鲁山（今属河南）全县括为公田，括田时令官吏焚毁百姓手中的田契，而后令田主承佃自己原来的土地，向官府纳租税。有胆敢上诉者，则施以重刑，因此致死者多达千万，而强占的所谓“公田”共有3、4万余顷，大批农民因此被夺去田产，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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