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傅、刘正彦的反叛，特别是他们兵变后非但不号召抗金，反而认为逼迫赵构，就可以向金朝讨好求和，激起了朝廷内外诸多的抵制和反抗。吕颐浩与张浚、张俊、韩世忠相继发兵“勤王”。苗傅、刘正彦闻讯，又利用朝廷下令，以韩世忠为定国军节度使，张俊为武宁军节度使、知凤翔府，张浚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发配郴州（今属湖南），企图以此解除他们的兵权，但韩世忠等将领对此不屑一顾，吕颐浩兵至丹阳（今属江苏），刘光世率所部赶来与之会师。张悛见韩世忠兵少，便自张俊军中分2000兵力给他。苗傅、刘正彦见朝廷命令竟成一纸空文，便立即调兵遣将，派苗璃、马柔吉率“赤心队”及王渊旧部进驻临平，以阻止各路“勤王”之师进入杭州。
吕颐浩等各路“勤王”兵马相继到达平江府。张浚于进兵途中得到罢贬自己官职的命令，恐部将兵土因此人心浮动，而谎称是朝廷的召见之令，从而稳定了队伍。经各路统帅的合谋，由吕颐浩、张浚传檄四方，号召起兵讨伐叛逆之贼。不久，吕颐浩等率兵到达吴江（今属江苏），上奏朝廷请赵构复位。苗傅、刘正彦听说“勤王”之师大会师，惊恐不已，立即请朱胜非、冯幡至尚书省商议赵构复位之事。朱胜非随即率百官三次上表，请赵构还朝。
四月初一，孟太后下诏还政赵构。赵构遂重返行宫，尊孟太后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为副使。初三日，下诏，恢复建炎年号。同日，吕颐浩、张浚率军到达临平，苗翊、马柔吉派兵于河上阻截。韩世忠亲自率领先锋兵发起冲锋，张俊、刘光世领兵策应，苗翊不敌，败逃，“勤王”之师遂进入北关。苗傅、刘正彦见大势已去，便去尚书省取出孟太后赐予的铁券，带领2000精兵，连夜打开涌金门逃走。初四日，吕颐浩、张浚统兵入杭州，盂太后撤帘，停止听政。苗傅、刘正彦发动的兵变遂告破产。
苗傅、刘正彦出逃后，又率叛军进犯富阳（今属浙江）、新城（今浙江富阳西南）二县，遭统制官王德、乔仲福的追击。此后，他们继续负隅顽抗，屡犯两浙州县重镇。四月十八日，赵构以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与御营副使刘光世合兵追讨叛军。二十二日又下诏，除苗傅、刘正彦、苗瑶、苗翊等首犯不赦外，余党免罪。在官军的追剿下，叛军到处被动挨打。五月初三日，叛军统领官张翼斩杀马柔吉、王钧甫投降朝廷。十二日，韩世忠于浦城县（今属福建）俘获刘正彦。苗傅弃军而逃，改换姓名连夜逃入建阳县（今属福建），被当地土豪詹标认出，将他抓获送入韩世忠军中。韩世忠讨平叛军后，返回建康，苗傅、刘正彦等叛军头领遂被处置。
注释①②《宋史》卷四七五《苗傅传》。
洞庭风云在北宋末年，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即以行医为名，利用巫教作掩护，创建互助团体——乡社。他宣扬“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环洞庭湖周围数百里内的贫苦农民，自备钱粮，纷纷投奔钟相，以至络绎不绝，昼夜不息。宋廷闻讯，屡次下令禁止，皆“不能尽法绳之”①。经过20余年的宣传与组织，加入“乡社”者已遍布于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后，钟相以抵御盗匪、保卫乡里为名，于武陵县唐封乡水连村的山岗上创建栅寨，组织“乡社”民兵，操练习武，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农民武装。
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金军再度南下，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钟相招募300民兵，交其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然而一心投降求和的宋廷，唯恐“勤王”之师会惹怒金军，求‘和不成，竟下令就地遣散“勤王”武装，令其“归原来去处，各着生业”②。钟子昂率300名民兵返回鼎州（治今湖南常德）。钟相对宋廷的屈辱投降极为愤慨，执意不遣散民兵，而于天子岗筑垒浚濠，制作旗帜器甲。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初，完颜宗弼（兀术）所部破江西后，移师湖南，围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宋将、直龙图阁向子湮与宗室赵聿之率军民守城御敌。8天后，潭州城失守，金军屠城而去，洞庭湖一带亦遭洗劫。不久，一支溃兵土匪武装由匪首孔彦舟所领，窜扰洞庭湖地区。二月，孔彦舟率所部自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南窜，直犯潭州、衡州（治今湖南衡阳），澧州（治今湖南澧县）等地。又在鼎州大肆抢劫财物，强迫百姓当兵，更激起这一带百姓的强烈反抗。钟相于二月十七日，发动农民武装起义。鼎州、澧州、荆南等地民众群起响应，杨幺、杨广、夏诚等人亦相继于当地率众起义。二月二十一日，钟相以武陵为中心，创建政权，被推举为楚王，并以钟仪为太子，建国号“楚”，改元“天载”，又对其他义军将领分授太尉以下官职，各领其责。
随后，钟相派兵进击桃源县（今属湖南），入城斩杀知县钱景诗。又派兵攻克澧州，捕杀澧阳县丞及澧州守臣黄琮等。很快鼎州、澧州、荆南、潭州，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岳州（治今湖南岳阳）、辰州（治今湖南沅陵）等州境内19县，陈部分城镇外，悉为义军占领。义军声势日益壮大，号40万。义军所到之处，“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谓‘贼兵’为爷，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为劫财为均平”。正因如此，“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⑧。义军更于占领之地，“无税赋差科，无官司法令”④。大楚政权“均贫富，等贵贱”的政策，使更多的百姓摆脱宋廷苛捐杂税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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