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到底是苏轼的《洞仙歌》创作在先，还是所谓孟昶的《玉楼春》创作在先呢？要搞清这个问题，看来还真不容易。
《宣和书画谱》是谁做的《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分别著录了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数千幅作品，并为其数百名作家写传和精作有关的艺术评论，可谓中国最早的皇家艺术品收藏录。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作者为谁，却无人知晓。
《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各有二十卷，分别记载了宣和时期宫廷内府收藏的历代书法和绘画的名作，叙述了上古至北宋的书画史概要，作品前还附有书画家的简传。《宣和画谱》所录画家共二百三十一人，绘画作品计六千三百九十六幅。《宣和书谱》是北宋最为浩繁的法书著录，所录书法作品也有数千幅之多。这两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较为完整和系统地收录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书画作品，并作了有关的人物介绍和书画评论的艺术史类的著述，它给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书画史，提供了较为珍贵的资料，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书中都没有作者姓名，宋代几部重要的目录书也未予著录其撰写人。因此，谁是这两部书的作者，曾引起人们的多种猜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书中所录作品，如“宋人之书，终以蔡京、蔡卞、米芾，疑即三人所定欤。芾、京、卞书法皆工，芾尤善于辨别，均为用其所长。故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书中对“元韦占党人”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法作品皆排斥不录，从其政治立场分析，作者有可能是二蔡。《铁围山丛谈》载：“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认为书画二谱大抵都由米芾所鉴别。从其艺术鉴赏力及曾掌管御前书画所的条件而言，则其作者很可能是米芾。
但有学者指出，据书中所载的事实及有关语气分析，不像出自蔡京、蔡卞和米芾的手笔。如《蔡卞传》云：“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但圆熟未知，故圭角稍露。”若出自蔡氏自己的手笔，岂肯在本传中自贬如此？此外，这两部著作写成于宣和年间（1119～1125），而米芾则于大观元年（1107）去世，是在成书的十几年前。且书中《米芾传》谓：“异议者谓其字神峰太峻，有如强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其为论或如此。”其对米芾书法颇有微词，这与米芾在自着《海岳名言》中批评古人，自以为是的语气迥然不同，因而作者也不可能是米芾。
有人以为是宋徽宗御撰，书中有些篇目很明显就是徽宗的语气，如称“朕”，称宋仁宗为“我仁祖”，称宋神宗为“我神考”等。《宣和书谱》的《蔡京传》称：“其所以辅予一人而国事大定者，京其力焉。”完全是徽宗“予一人”的口气，书前还有徽宗的《御制序》，可见有徽宗是作者的可能。
有学者指出，宋徽宗也可算书画大家，其瘦金体与花鸟图在当时的艺术世界中都可算得上乘之作。他不但自己喜爱书画，还曾令臣下整理、鉴定和著录宫中的书画精品，《宣和书画谱》就是在他的亲自关心和督促下完成的。如果说书中有几篇文字为徽宗心血来潮时的御撰，则尚称可信；如果说全书都出于御撰，这就无异于梦话了。自来称帝王御撰之书，大抵出自臣下的集体编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御制序》中有称今天子云云，完全是臣子之颂词，可见所谓徽宗亲笔的序文都如此做假，何论其他部分。
有人根据元代郑构《衍极·造书篇》注：“大德壬寅，延陵吴文贵和之裒集宋宣和间书法文字，始晋终宋，名《宣和谱》，二十卷。”以为作者是元代的吴文贵，这更是捕风捉影了。书中于宋朝皆称“本朝”、“我宋”，绝非元人口吻。另据明王世贞《古今法书苑》所载吴文贵的书跋云：“《宣和书画谱》当时未尝行世，传写讹舛，余窃病之，博求众本参校，遂锓诸梓。”可见是吴文贵据旧传抄本校刊印行了这两部著作，而非撰写人。
仔细品味二书，显见其忠实地反映了官方在艺术方面的理论见解和审美态度，叙史系统周到，持论亦较平实，就是缺乏创见。观点时有前后自相矛盾之处，看来执笔并非一人。约为宣和年间由善书画、精鉴赏的内臣奉敕命编撰而成。徽宗本人可能也参与了二书的编撰，并亲自还撰写了其中几篇文字。其他如蔡京诸宠臣对其编撰过程的影响也应是很大的，如在对作品的选录与评论方面。甚至有学者认为，蔡京诸子也很可能参加了其书的编撰。如近代学者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认为，当时蔡京长子蔡条正提举秘书省，二书必出自蔡条之手。此说也不无几分道理，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宋徽宗画迹的真笔宋徽宗赵佶虽然是个昏君，却是个大艺术家，尤其是他的花鸟画，可谓一代宗师。然而有许多被题为“宣和殿御制御画”作品，其实却不是赵佶的亲笔，往往由当时皇家画院的画师代笔。所以现存传为赵佶所亲制的二十余幅图画，要分清哪些是赵佶真迹？哪些是赝品？还真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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