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田艺蘅的《纪略》则说朱淑真是朱熹的侄女，朱熹生于建炎四年（1130），卒于庆元六年（1200），那么朱淑真应是南宋中叶人。然而朱熹是江西婺源人，晚年迁居福建建阳考亭；而朱淑真一说是海宁人，一说是钱塘下里人，家居杭州涌金门内如意桥北的宝康巷，朱淑真就出生在这里。总之，朱熹是江西人，朱淑真是浙江人，虽说都姓朱，但两地相隔遥远，又如何会是叔侄关系呢？朱熹《晦庵说诗》言：“本朝妇人能词者，唯李易安、魏夫人二人而已。”说明谙熟浙中掌故的朱熹，并不知道作了如此多诗词的“朱淑真”其人，何谈是其侄女。也说明朱淑真的出名，远在李清照之后，到南宋中叶仍没有多少诗名。有学者还指出，朱淑真的一些作品中，有明显受李清照影响的痕迹。如她的《得家嫂书》咏；“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愁。”与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中“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变”的名句如出一辙。
清代文学家王士祯，自述曾亲睹朱淑真所作《璇玑图记》，其文末有“绍定三年春二月望后三日，钱唐幽栖居士朱氏淑真书”的落款。绍定三年为公元1230年，果如其言，那么朱淑真就该是南宋晚期时人了。有学者还指出，朱淑真的名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是化用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的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而来，郑思肖是宋末元初人，那朱淑真也应是宋末元初时人了。然而现存最早的有关朱淑真的文献资料，是魏仲恭在淳熙九年（1182）所作的《断肠集序》，其中明确指出：诗词集的作者朱淑真已经过世。所以，有学者指出，《璇玑图记》遗墨问题，很有可能是发现者在年代上产生误记的结果。而“宁可抱香枝上老”的诗句，实是被郑思肖化用在自己的诗中。然而王渔洋《池北偶谈》却又认为“绍定三年”或是“绍圣三年”之误，两个年号相差一百三十多年，这样又把朱淑真硬拉回到北宋，真让人有点不知所属。
上述各执一词的说法，其时间跨度前后竟相差有二三百年之多，实际都经不起仔细推敲。现代研究者往往取调和的办法，将这位女诗人的生卒年系于北、南两宋之交。不过，下述南宋中叶说，逐渐取得多数人的共识。
有学者指出，魏仲恭的《断肠集序》，作为最早的相关文献，所包含的信息应最有可信度。其中说到：“比往武林（即杭州），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诵朱淑真词……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聊以慰其芳魂于九泉寂寞之滨，未为不遇也。如其叙述始末，自有临安王唐佐为之传。姑书其大概为别引云。”所说王唐佐的传记早已不存，但这篇序文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淳熙九年时，朱淑真已经离开人间。其中所谓“芳魂”，应表明她死时还年轻。她死后，父母尚在，且将那些断肠诗稿都付之一炬，也说明朱的享年不长。而从《断肠集》来看，其中也确实没有一首作品涉及中年生活的内容。
同时，从宋人为逝者作传、编诗文集的惯例来看，一般距离死者下世的时间不会太远。再从“旅邸中好事者往往诵朱淑真词”而言，也说明此人过世时间不长，其悲悯的一生必有牵动人心的地方，以致人们在来往中还记得她，将她作为一个话题，诵读她的作品。如果去世时间已很长的话，恐怕人们会将她淡忘。此外，同里的文人还愿意为她作传，而王唐佐的传记由魏仲恭在《断肠集序》中“书其大概为别引”，也说明其流播的时间还不长。加上搜集其遗作本身需费一定的时日，估计魏序作于朱淑真卒后的三四年至十年之间，也就是说朱淑真约卒于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五年（1178）。
接着的问题是，朱淑真大约在多大年纪时辞世的？明代周源清考证说，朱淑真死时才二十二岁芳龄。然而从人们搜集到她三百余首诗词，且还是“百不一存”的情况而言，恐怕如此年轻是难以完成的。她皈依佛门后自号幽栖居士，如才二十出头一点的年龄恐怕还不会有如此心境。尤其是她还写过关注民生疾苦的诗篇《苦热闻田夫语有感》：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
旱云万迭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
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
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
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
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
寄语豪家轻薄儿，纶巾羽扇将何为！
田中青稻半黄藁，安坐高堂知不知？
诗中对在三伏苦热天用水车抗旱的农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安坐堂上摇扇消闲的豪家纨绔发出了不平的斥责，可以想象，如没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知，一个大家闺秀绝对写不出如此有深度的诗作。可以肯定，朱淑真不可能在二十岁刚出头的年纪完成这首诗。有学者提出，朱淑真可能在人间度过大约三十个春秋。如此说较为合情理的话，那么，她应生于绍兴十三年至十九年（1143～1149）。
那么，这最后的南宋中期说能经得起岁月的推敲吗？应还需更为确凿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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