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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王朝_王新龙【完结】(298)

  同时,又是什么原因最后使神宗宽恕了苏东坡?据说此案也惊动了内宫,由于文才与名声,宫中上下也早知苏轼之名。尤其是仁宗曹皇后在病重之际还想到此事,神宗原想为了祖母病情的好转而进行一次大赦,曹太后却说:“当初仁宗主持科举,回宫曾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就指苏轼兄弟。现在你难道要把他杀掉吗?不需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神宗只得听命。

  或说众臣的救助与说情,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大臣张方平、范镇曾上书援救。弟弟苏辙为恳求神宗免哥哥一死,上书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之罪。变法派官员中也有不同态度者,如宰相吴充就对神宗说:“曹操尚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一苏轼呢?”王安石的弟弟、中书舍人王安礼也劝神宗不要杀苏轼。据说,连王安石也说了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话,传到神宗的耳中,才最后决定宽恕苏轼。

  或说还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神宗不敢开本朝杀士大夫的先例,怕被后人指责。此外,神宗也颇赏识东坡的才华。据说苏轼在狱中自感凶多吉少,便作《寄子由》二首以嘱托后事,其第二首写道: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其兄弟诀别之深情,使人读了凄然泪下,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加上本来并无杀意,所以最后的处分是: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场冤狱虽然结束了,但苏轼于其中所受的迫害与侮辱应是无法忘怀的。甚或后世士大夫提起这件诗案,都会谈虎色变。由于它是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那么苏轼与王安石是否进一步势不两立了呢?历史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东坡抵达黄州,过起谪居生活。这个富有理想、富有才华、更富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困厄中艰难度日,其文学创作还走出了一个小高潮。四年后,神宗下诏:“苏轼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苏轼只得别离黄州,坐船上路。经过江州、高安诸地,道过金陵,通过几个朋友的斡旋与安排,在那里会见了王安石。

  这是元丰七年(1084)的七月,艳阳高照,气候颇热。苏东坡在朋友的陪同下,上蒋山谒见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的王安石也热情接待了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后辈。有的说是王安石野服乘驴到船上与苏轼相见,然后相游蒋山。十四年来,两人各处异地,未曾一晤。朝廷政坛也已今非昔比,主要是两人在政坛中的地位都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位过去曾经相互对立的政敌,如今抛却了从前的不愉快,开始握手言欢。东坡与安石同游数日,共览江山之胜,尽论文章学术,互作诗词唱和,甚或谈佛说禅,气氛相当融洽。

  王安石对苏轼当然不无成见,不过也看好东坡的文学天才,爱读苏轼的诗文。如对东坡所作《钱氏表忠观碑》一文,认为“绝似西汉”,“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在读到东坡的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读完苏轼在黄州所作《胜相院藏经记》后,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所以在文坛上,王安石也是当时最了解苏轼的天份,并能给予高度评价的人物之一。

  苏轼反对新法,对王安石的一些诗文也时有揶揄,如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轼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讥。但通过十几年来的观察,对王安石的个人人品,尤其是安石在文章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能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曾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当他读到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也赞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所以两人在文章学术方面应是同路人,仍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当时王安石大病初愈,就舍宅作寺,又约苏轼卜居秦淮河边,东坡也不无感激地在和安石的《北山》诗中说: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看来此次会见,两人在感情上有所沟通。王安石曾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在离开金陵后,曾写给王安石两封信。王安石也给东坡回了信,劝他“跋涉自爱”。但两人是否已尽释前嫌了呢?似乎也未必。王安石谢世后,由苏轼替朝廷撰写“制词”《王安石赠太傅》,南宋还是有人以为:“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尤其是制词中对王安石变法诸事避而不谈,说明苏轼对此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苏轼又作“制词”《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对吕惠卿是持谴责和否定的态度,有人以为也“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不过,元祐更化时,司马光欲全废新法,而苏东坡却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如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

  总之,苏、王两人的关系,确实极为微妙,迷雾不少,令人无法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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