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70），御史中丞吕公着向神宗推荐张载，神宗召见他，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张载认为应该效法三代，神宗听后很满意，让他任崇文院校书。后来张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处理苗振一案。案件处理完毕后，他就称病辞官了。在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天到晚坐在房间里，把书和笔放在身边，一会儿低头读书，一会儿抬头思索，有心得就提笔记下来，有时半夜还要起来点着蜡烛写书，到熙宁九年他终于完成了学术著作《正蒙》。
熙宁十年张载被召入朝，朝中有些官员与他议礼的见解不合，他又身患重病，于是再次辞官，死在回乡的路上。他一生清贫，棺木还是门徒们凑钱买的。
张载以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每个人都有“天地之性”，但“气质之性”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了成为圣人和君子，人们应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气质之性”。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创立了关学，是“关中士人宗师”。
“鹅湖之会”是怎么回事孝宗朝是南宋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南宋的著名学派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朱熹就是在孝宗时期逐渐创建起了系统的理学体系，形成了集理学大成的学派。由于他出生于尤溪，主要活动于建阳（今福建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地区，因此他这一派也被称为闽学派。这一时期理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是陆九渊创立的心学学派。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因为他是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所以心学学派又称为江西学派。两派在宇宙观、心性论、方法论上都有严重的分歧。在宇宙观上，陆九渊认为“宇宙一理”，主张唯理一元论；朱熹则认为“理先气后”，有理气二元论的倾向。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把人心分为天理、物欲两部分；陆九渊则认为心理是完全合一的。在方法论上，朱熹主张“格物致知”；陆九渊则提倡顿悟式的内省道德修养。为了调和朱、陆两家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和朱熹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鹅湖寺）进行了一场哲学辩论会，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以及刘子澄、赵景昭等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在会上，朱、陆双方各持己见，并赋诗明志。陆氏兄弟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讥讽朱熹的格物功夫支离，免不了要浮沉。朱熹对此非常不满，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约。双方辩论了三天，到最后观点也没有得到统一。
为什么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之所以能够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在于他具备广博的学问和探究事理的“穷理”精神。他不仅总结了北宋以来各派学说并融会贯通，同时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将之纳入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对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于封建伦理的观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对自然科学知识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认为它虽是“小道”，却不是“异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理学家中是无人能及的。
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以理气说为中心内容。“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范畴，以“理”作为宇宙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强调理本气末。在政治上，他的“理一分殊”学说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做论证，而万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体现。另外，他肯定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说法，指出“凡事无不相反相成”，认为质变是在渐变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观点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新贡献。
关于知行学说，朱熹强调知先行后，但又认为“知行相须”，注意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性命之说也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人类禀受天理的因素，因而有仁义礼智的道德。但是人也是物质的形体，禀受的气有清浊的不同，所以有智愚善恶之分。朱熹从先天气禀的不同来论证人的贤愚善恶，从而说明了封建社会善恶是非的先天根据。对于“理”和“欲”的问题，他提出“人欲中自有天理”，“然天理人欲，同情异行”，认为道德意识与物质欲望是不可分的。他认为，凡是超越了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就是与“天理”对立的，所以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在历史观上，他认为尧、舜、禹的时代“天理”流行，体现为“王道”政治；三代后就“人欲横行”，体现为“霸道”政治。
总之，朱熹的学说可以说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著作丰富，对理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论述，他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了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志》是谁所著《通志》是一部重要的通史著作，和《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它是由南宋的郑樵编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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