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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王朝_王新龙【完结】(57)

  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符离之溃”。此战中张浚为帅,非但不知用将,且指挥部远离前线而不达军情,人或以为是情况不利时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裢在作了有关考证之后说:“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啸亭杂录》)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富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福斯,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杀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

  金兵与“拐子马”

  金兵的王牌部队“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兵种?历来以为就是“连环马”,其实骑兵打仗,马怎么能连环呢?乾隆皇帝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现代专家只能重新寻找解释,最后大致定义为:左右翼骑兵。结果只是这么简单平常的一个军事术语,你相信吗?

  绍兴十年(1140),岳飞由鄂州(今湖北武汉)率军北上,抗击金兀术统帅的南侵金军,七月在郾城(今属河南)遭遇金兵精锐的围攻。岳飞先命岳云率军迎敌,打垮敌骑的数次冲锋,大将杨再兴突入敌阵,杀敌近百,自己也中数十枪,但仍英勇奋战。金兀术见先头部队没有占到便宜,就命最为骁勇的拐子马,铁浮图投入战斗。岳飞令步兵上阵,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之类兵器,专噼马足。岳飞也亲率诸骑突出阵前,诸将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不能轻敌!”岳飞马鞭一挥,说:“非尔所知。”就跃马驰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敌骑应声倒地,箭无虚发。将士们见到统帅亲临战场杀敌,士气倍增,杀得敌骑人仰马翻,金兵尸横遍野。到天色昏暗之时,金军已一败涂地,狼狈溃逃。

  郾城之战是宋军空前的大捷,宋廷也不得不在奖谕中作出极高评价。在平原旷野之中,能战胜金军最精锐的骑兵,尤其是打败了金兵神勇的“拐子马”、“铁浮图”,这确实令人鼓舞。那么,这“铁浮图”、“拐子马”到底是怎样的兵种呢?

  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韦索”就是皮绳,三匹战骑为联,又全披重铠,应即连环马,或者说是“身穿铁甲的连环骑兵”,其整队冲锋时,就如一堵墙在前进那样,势不可挡。此说一出,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无不沿用,“拐子马”就是“连环马”的定义,也不胫而走。人们在描写此场战斗时,都按岳珂的说法,岳飞命步兵以麻扎刀入阵,无须仰视,只管低头砍马足。拐子马既相联,一马被砍跌倒,其他二马也都不能行进,或相继倒下,坐以待毙。在岳家军的奋战下,拐子马被成片砍倒,僵尸堆积如山丘。金兀术悲痛地大哭:“自起兵发来,皆靠它取胜,如今完了。”岳珂最后的结论是:“拐子马由是遂废。”

  此后,章颖《南渡四将传》、元人《宋史·岳飞传》和明、清时《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及《说岳精忠全传》之类小说,都照抄岳珂的蓝本,或按此说行文,没有任何怀疑。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乾隆帝令其臣僚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根本不合使用骑兵的军事常识,遂写了一条“御批”,指出: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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