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所谓苏州灵岩山韩墓诸不合情理之处，并不能成立。一其墓碑由宋孝宗敕命所建，还亲笔题有碑额。实测碑高有五米三五，龟座高一米七，额高一米二，总高八米二五。与明代徐达墓神道碑差不多。问题是宋皇陵碑的高度，未能找到有关资料。但据有关情况估计不会比韩墓碑小，说韩世忠墓僭越制度，缺乏根据。二说苏州为当时的战乱地区是不对的。建炎四年（1130），金军在抗金力量的打击下开始北退。绍兴四年（1134），南宋诸路大军均有战绩，绍兴和议后疆域基本保持在淮河、秦岭一带。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大举南侵，也没有越过长江。三灵岩山成不成“龙”势，并没有一致的标准，不能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去判断。如《灵岩山志》对其山的形势就倍加称颂，明黄习远《韩蕲王墓诗》就称灵岩山有“龙脉”。四记载灵岩山韩墓的文字不少，如明洪武《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吴邑志》、《吴中灵岩山志》、清《江南通志》等记载都非常详尽，有清以来，几乎没有一部苏州、吴县的地方志不载韩墓在灵岩山的。
韩墓神道碑碑体过高而龟趺显得较小，这与明清时代龟大碑矮，比较稳健的风格不同。碑文基本均已风化，字迹漫磨殆尽，说明碑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与明清诸墓文字清晰的碑体又不同。韩墓神道碑之边饰云纹比较古雅；碑额之夔龙显得短拙而简洁，雄浑而有力，与明清时代盘曲多鳞，细长天矫的风格不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韩墓碑不同于明清碑刻的显著特点。可以说，韩墓碑流传的序，有明显的宋代风格，《宋史·韩世忠传》又本之于碑文，可见其碑不可能是伪作。
最后，韩世忠为什么要葬在苏州？其直接原因就是碑文中所说：“敕葬于此”。即是宋高宗敕命将他葬在苏州灵岩山的。其间接原因，应与韩世忠领军长期居住苏州有关，韩府曾设置于苏州城内。那么其是不是衣冠冢呢？据《宋史》记载，韩世忠大葬时，“赐朝服，貂蝉冠，水银，龙脑以敛”。“敕命徐伸护其事，吴、长洲两县令奔走供役”等。韩墓不可能是衣冠冢，当时也没有建衣冠冢的制度。更不可能像某些学者推测的那样，为防备金人的其他人的破坏，而去建造这样一座巍伟的假墓。
学者的辩论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苏州灵岩山韩墓，这次辩论是否真的搞清了韩世忠墓址，似乎仍有待进一步作考古的判断。
大宋王朝的全面解读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有宋一朝，自公元960年至1279年，历时凡三百二十年，国祚之长，秦代以后，仅次于汉（四百零九年），超过了唐、元、明、清，约占封建社会历史的七分之一。其间，由于金国之南侵，宋朝又有了北宋（960～1126）和南宋（1127～1276）之分。前者以东京（今河南开封）为国都，后者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京城，所以，人们一般称宋为两宋。
宋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其存续的三百多年间，北、西部先后有契丹族创建的辽国、党项族创建的西夏、女真族创建的金国以及后来蒙古族创建的元朝等政权，与之对峙共存。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而宋则往往称辽、金为“北朝”。所以，从整个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南北相互抗争、对峙和各兄弟民族互相影响、融合的时代。元人修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将宋、辽、金三史并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许多旧史家的笔下，宋朝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朝代，往往与秦朝并称，曰“孤秦陋宋”，并与“炎汉盛唐”形成鲜明的对比。宋之所以被称为“陋宋”，主要因为它军事上的孱弱无力及政治上的因循守旧。
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开国皇帝消极吸取了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这二百零五年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历史教训的必然结果。在军事方面，为了彻底改变“方镇大重，君弱臣强”的状况，宋太祖于建国之初，首先将禁军的统兵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又通过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密院掌握了调兵权，同时还用文臣取代武将以为藩镇，并下令将各州的强兵升为禁军，使地方厢兵徒有虚名。宋朝皇帝又常常对司要职的武将频频调动，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尴尬局面，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除了建国之初统一了一些汉族割据政权外，宋朝的军事始终处于孱弱状态，不仅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而且外患频仍，辽、西夏、金和蒙元相继骚扰、蚕食、吞并宋地，最终导致宋朝的覆灭。
在政治方面，为了分散大臣的权力，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权的“二府”制，宰相是行政首脑，枢密使是军事长官，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的三司使则是财政方面的负责人。与此同时，中央又设有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论，弹劾大臣，最后的裁决权也归于皇帝。在地方上，各路设有漕司、宪司、仓司、帅司四个机构，其中前三司负有监察州、县官员的职责，通称为“监司”。州设知州，又设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使之互相监视、牵制。但是由于宋代官职名实分离、叠床架屋，导致了滥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的庞大的冗官体制。至于对外政策，由于开国之君全力防止内部政变，加上燕、云收复战的失利，所以在宋初实际上已形成“守内虚外”的指导思想，其后更是一直被奉为“祖宗之法”，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侵扰，基本上都是采取守势。宋代虽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也以敢说话而闻名于史。守内政策的奉行使得宋朝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汉、唐那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及边将、外戚或宦官专权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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