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那一套《迦陵文集》，实在是有着一段五十年以上的因缘，它缘起于40年代初我在北平辅仁大学念书时遇到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40年代末以后，我流寓海外二十多年，直到70年代中期，我才有机会回到祖国探亲。我虽然没有再见到我最想见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但是我联系上了我的老师的两个女儿，之惠师姐和之京师妹，并且一起开始了向当年辅仁大学的师友们搜辑我老师遗作的工作。谁知就是由于我跟之京的联系，就留下了后来出版我的《迦陵文集》的因缘。在之京任教的河北大学中文系，有两位当年听过顾先生课的同事，就是谢国捷先生和谢景林先生。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开大学讲学时，谢国捷先生听了我的课，回到河北大学就跟谢景林先生讲了我的情况。1981年我再回到南开讲课时，谢景林先生就通过之京的介绍到天津来看我，不仅听了我的讲课，还提出了采访我的要求。谢先生这个人很诚恳，我真的很感动，就答应了他。在这次采访的基础上，谢先生跟唐山大学的赵玉林先生合作，写出了题为《明月东天》的文稿，发表在《报告文学》上。90年代初期，谢先生调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我们偶尔有机会见面，他多次表示，把顾先生和我的一些著作出全出好是他的一大愿望。接着他就提出了要把我多年来在两岸三地出版的书集中编成一个系列的出版计划。因为这件事牵涉的问题很多，我就迟迟没敢答应。1996年春天我到台湾、香港两地讲学后，又一次回到南开，谢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的一个校友，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先生，听说谢先生要出版我的系列文集，希望能够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谢先生在电话里盛赞王亚民先生在出版事业方面的眼光和气魄，我就同意了跟王先生见面。不久，谢先生就陪着王先生来到了南开。果然，王亚民先生办事非常果断，当天就跟我签订了出版合约，而且不到一年就把十本书都出齐了。回想这一切，都是出于我跟顾先生念书的一段历史渊源，我就请顾之京辑录了顾先生的书法作为书名题签而题名为《迦陵文集》，表示我对老师的教诲之恩的感念不忘。这距离顾先生第一次拿我的作品以“迦陵”做笔名去发表的年代，已经有五十四年之久了。
至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我的另一套作品集，则有着另一段因缘。如果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文集》的因缘是来自于由我的老师所衍生的一份师生情谊，那么台湾出版《叶嘉莹作品集》的因缘则是来自于由我的学生们所衍生的另一份师生情谊。从1954年开始，我就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教书，直到1969年转赴加拿大，前后有十五年之久。我在台湾先后出版的一些著作，可以说多多少少都和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们有着一些因缘的关系，他们有的为我抄稿校稿，有的为我联系出版，有的为我整理录音，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时向我约稿，促使我不得不经常写作，才得以积稿而成书。像台湾大学的柯庆明教授，淡江大学的施淑女教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陈万益教授，“中研院”文哲所的研究员林玫仪教授，还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淡江大学校友陈国安同学，都为我的一些书的出版尽过不少心力。
桂冠图书公司的发行人赖阿胜先生是由台湾大学的吴宏一教授介绍的。宏一在60年代初期上过我的诗选课，那时我住在信义路靠近新生南路的一条巷子里。每次我乘坐新生南路的公车往返于台大与信义路之间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他，他总是把座位让给我，然后就站在我的座位面前，很少讲话。但他在班上成绩极好，旧诗和新诗都写得很出色，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1966年我去了美国访问讲学，1968年返回台湾时，他已经考上了台大中文系的研究所，正在郑骞先生的指导之下写《常州派词学研究》的论文。那时我与郑骞先生共用一间研究室，所以与宏一经常有见面谈话的机会，不久我就转去加拿大U.B.C.大学任教了。1974年因为我到大陆探亲，被台湾当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此后，我不敢再回台湾，有些在台的亲友也不敢再和我通信，而宏一不仅仍然与我继续通信，还在1986年趁着到美国去访问的机会，亲自到温哥华来探望过我。那一年温哥华正在举办世界博览会，宏一是借着参观博览会的名义来的。但他到了加拿大以后根本没去过一次博览会，也没有会见过其他友人，他是专程来看望我的。多年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宏一提到当时的心情时，说起他那次决心来看我，是因为怕再也见不到我了，说到这，他突然失声哽咽。这一份师生之谊，使我非常感动。
80年代中吴宏一（左）来温哥华，摄于家中院内
台湾开放以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万益教授，首先在1989年冬天请我回台湾短期讲学，1990年到1991年间又请我回去客座讲学一年。就是在这一年，宏一介绍我与桂冠图书公司的赖先生见了面，提议把我近年在大陆出版而没在台湾出版的书，由桂冠公司在台出版。从此我与赖先生有了联系。桂冠图书公司此后曾先后出版过我的六本书。及至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迦陵文集》以后，正好我到台湾淡江大学去讲学，因为台湾有我从前教过的很多学生，我就带了几套回去送给他们。赖先生听说我回来了，就到我住的地方来看我，看见了这套《迦陵文集》，就说想在以前所出过的那几本书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我离开台湾以后，就由淡江大学的施淑女教授一直代替我与赖先生联系出书的事情。所以我说大陆出版我的文集，是由于我的老师而衍生的一段因缘，而台湾出版我的作品集，是由于我的学生而衍生的一段因缘，这一切都是使我极为感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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