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而且性格非常好。祖父在世时，家境很好，有门房、有厨子，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女工。母亲出去教书就不用做家里的事。祖母去世后，祖父曾经娶了一个姨太太来服侍他，后来姨太太跑掉了，就由母亲和伯母伺候祖父。1929年祖父去世后，家里减少了厨子、门房，就剩一个女工帮助做饭、打扫。祖父还留下了一些房产，父亲常年不在家，就由伯父管理这些房产，所得收入两家公用，吃饭、请佣人等一些日常开销，都用公款。做衣服就是各房管各房自己的。伯母是个比较严肃的人，她是知府的小姐，书念得很好，但平常不苟言笑。母亲却很随和，也肯帮助人，对家里的佣人很好，有时还会跟他们聊聊天。我小时候就听她们聊一些义和团、红灯照的故事。祖父去世后，我家外院的南房就租出去了。盛成教授、许世瑛教授（字诗英），还有一家姓林的都曾先后做过我家的房客，母亲跟他们相处得也很好，他们的女眷也到我们住的西厢房来。
母亲教育我也是什么都要学会，包括女红。我中学上的是女校，女校都有家事课，我学过烹饪、缝纫、绣花、钩针、打毛衣等。有一次，我绣了一对枕头套，是学校的作业。母亲很会做人，她对我说，大爷那么喜欢你，把你第一次做的手工成品送给大爷吧。大爷就是我伯父，那时北平人管伯父就叫大爷，管伯母叫大大，这都是旗人的称呼。母亲说女孩子光会绣花、织毛衣还不够，要学会做衣服，那时都穿旗袍，旗袍是最难做的，尤其是那个斜大襟。我家没有缝纫机，都是手工缝，母亲就想了个简单的办法耐心地教我，例如倒扣针、明针暗缝、撬贴边这些基本针法都教会了我。母亲还教我盘扣子，我们北京人叫“算盘疙瘩”，“算盘疙瘩”旁还有各种盘花，有琵琶花、葫芦花、蝴蝶花，母亲是很讲究美观的，也要求我学会盘这些花。后来我真的自己做了件旗袍穿上了。
母亲虽然对我很好，但也有一点重男轻女。中国传统的观念，儿子才是真正的后代，才能继承家业。可是父亲却偏爱我，因为我念书念得好，不论中文，还是英文。有人对母亲说，你闺女不能跟你儿子一块念书，聪明、秀气都被女孩子夺走了。其实是因为我弟弟是男孩子，喜欢出去玩；而我从小不出去，又喜欢读书，才显得我念书念得好。不管是诗词还是古文，我都喜欢背诵，而且是大声地吟诵。辅仁大学的许诗英教授那时搬到我家外院，就常常听到我背书，对我的印象很好。其实母亲对我还是很好的，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几个小孩都睡了，母亲还没有睡，我突然说了一声，我的铅笔还没削呢，说完就又睡了。黑更半夜的，母亲就把我所有的铅笔都削好了，装了满满的一盒。
母亲也是一个相当重视仪表的人，出门的时候，总是要把头发梳得很整齐，出去时，要先照一下镜子。发现头发乱了，一定要回去梳好才行。母亲也很注意打扮我们几个孩子。每年阴历六月十二，是我外曾祖母的生日。因为她是我们家族中最高的长辈，每年给她做寿，成了我家亲戚中的一件大事。那一天，院子里都要搭起席棚子，请厨子到家里来做饭。沿席棚子底下都要挂上帐幕，上边是玻璃框的京剧戏出，许多亲戚朋友都来聚会。六月初一是我的生日，母亲每年都要给我做一件新衣裳。那时，父亲在上海工作，有时给我买些新鲜的洋式的衣服。有一年父亲从上海给我买了一件白绸子的短袖连衣裙，镶着很多层荷叶边，挺好看的。过了几年，我长大了，穿不得了，父亲就带我到西单的绸布店挑选了一块浅粉红的料子，照样做了一件。这样，我过生日穿的新衣，不久还可以在外曾祖母生日时穿。后来弟弟们也长大了，母亲也给他们买一些新衣服。天冷了就买来那种很粗的毛线，请外边的人给我们织外套，给我织的一件是浅驼色的，边上用红色毛线织的花纹。还有白色的帽子，也是用红色毛线织的花边，我穿着到学校去，高班的同学们就喊我：“红边儿小孩，红边儿小孩。”母亲最得意的就是在亲戚家族聚会时，听人家夸赞她的孩子。
母亲常常回娘家。外婆家在靠西直门那边，离什刹海比较近。母亲有时就带着我和大弟（小弟那时还没出生）还有小舅（小舅只比我大三岁，现在我保存一张我最小时的照片，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合影：大弟两岁、我四岁、小舅七岁）到什刹海和北海去玩。记得我们当时总是沿着什刹海中间的一条长堤走到北海的后门，从后门到北海里边玩，我们几个小孩到处乱跑，母亲就在北海里的茶座“濠濮涧”或“漪澜堂”等我们。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母亲身体已经不好了，我们再一起去北海的时候，弟弟们去玩，我就陪着母亲，帮她拿东西。母亲感到很欣慰，说你小时那么犟，没想到大了这么懂事。在北海玩累了，就再漫步经过什刹海的长堤乘车回家。每到夏天，这条长堤上就搭满了凉棚，里边卖一些鲜藕、菱角等河鲜。母亲常带着我们在一处凉棚下的小店中坐下来，叫几碗摆满了鲜菱和鲜藕的冰碗让我们品味河鲜。这一直是我最难忘的童年乐趣。
三岁时与小舅李（左）及大弟叶嘉谋（右）合影
母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父亲寄回的钱，除去生活所用都存了起来。母亲不仅节俭而且很能干，还很会理财。她亲自找人设计，用几年攒下的钱在西直门东新开胡同盖了五座小四合院。每座院子有七间房子，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母亲打算以后老了，她和父亲住一座，我们姐弟三人每人一座，给我外婆家一座。这几座房子还没盖好，抗战就爆发了。北平沦陷后，一些日本军官的眷属陆续住进北平，这五座院子一盖好，整整齐齐的，一下子被他们看上，就强租了这些房子，我们家人一天也没住。那时，我是家里的大姐，弟弟们都小，到日本宪兵司令部交涉房租的事，都是我去的。解放以后，姨母家在密云的土地被分了，她带着家人回到城里，跟我的续外婆就住在母亲当年盖的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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