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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_张候萍【完结】(24)

  这是我在没上大学前写的,当时写的诗都是很直感的,比较单纯。可是上了大学以后,受了有关诗词的教育以后,知道了诗词里的喻托,一些知识跑到头脑里,对诗词的境界有了反省,修辞方面虽有了进步,却再也写不出像小时候只是凭自己的直觉,那么单纯的小诗了。

  第三章 恩师顾随

  一、辅仁大学

  “七七”事变后,父亲随国民政府从上海迁转后方,当我从高中毕业时,父亲与家中断绝音信已将近四年之久,北平的几所国立大学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虽然我在高中读书时成绩很好,而且文理科平均发展,每年都获得第一名的奖状,但在报考大学时,却费了一番考虑。因为当时我不能决定是报考北京大学的医学系,还是报考辅仁大学的国文系。报考医学系是从实用方面着想,报考国文系则是从兴趣方面着想。最后报了辅仁大学国文系是由于两点原因:一是由于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不受当时日军及敌伪的控制,一批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有风骨的教师都在辅仁大学任教,这对我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二是由于辅仁大学的招考及放榜在先,而北京大学的招考和放榜在后,我既然已经考上了辅大的国文系,所以就根本没有再报考北大的医学系,这就决定了我今后要一直行走在诗词道路上的终生命运。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曾经历过不少挫折和苦难,但一生能与诗词为伍,始终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和乐趣。

  1941年秋天开始了我在辅仁大学四年的大学生活。辅仁大学的校长是陈垣先生,文学院长是沈兼士先生,国文系主任是余嘉锡先生。陈垣先生这位著名的学者聘请了多位有民族气节的专家学者来教育学子,而学生也多是不愿意上被日本人控制的公立学校的。在当时的环境中,辅仁大学有着特殊的地位。余嘉锡先生是一位有名的国学家,他是搞目录学的,写过《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余先生是很传统的,非常严肃,也很有意思。他留着白胡子,绝对不苟言笑,讲课时是正襟危坐。写黑板时,站起来转过身去方方正正地如松而立,在黑板上写上规规矩矩的行草,四个字一行,四个字一行,绝不乱写,真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他是湖南人,口音很重,一开始我都听不懂。他说“读书”,我听见的是“读须”。还有几位老师学问也很好,例如教我们经学史的刘盼遂先生,教我们声韵学的陆颖明先生,教我们小说史的孙楷第先生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还有一位教我们戏曲史的赵万里先生,是王国维的学生。他是浙江人,口音也很重,我听了很久才听懂他的话。而顾随先生则是辅仁大学国文系中最受学生爱戴的教师之一。

  1945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

  辅仁大学坐落在北京什刹海地区。什刹海是由西海、后海、前海三个湖泊组成,是个自西北向东南的狭长水面。元代称积水潭,也叫海子。这三个湖泊也称后三海,与前三海北海、中海、南海相连组成北京内城庞大的水系。什刹海自古就是北京的一串明珠,历代高僧在这里修寺建庙,王公大臣在岸边筑府造园,各界名人也纷纷迁居湖畔,这里渐渐地成为京城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方。

  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的学校,男女分校,男生的校舍是个新盖的西式大楼,叫穆尔菲楼,位于定阜大街上。定阜大街向东走,过一条马路,有一个浅浅的小沟,沟中并没有水,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石桥,从这个石桥走过去有一个大门,女院就在这个大门里边,也就是恭王府。恭王府东依前海,北靠后海。恭王府的恭王,是道光的儿子,咸丰的兄弟,封恭亲王,名字叫奕訢。民国年间,恭亲王的后代将恭王府和花园卖给了辅仁大学。我这个人跟古典诗词结缘,当然是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出生在一个旧家庭,在一个古老的四合院里长大,大学又跑到恭王府里来念书,受这些旧的环境薰染太深了。

  那个时候一进辅大女校门是个非常大的广场,靠门口的一边拦出来一部分做存车处。我上大学的第一年是搭乘电车上学。一年后,因我得了全班第一的奖学金,就买了一辆飞利浦牌的女式自行车,此后就骑车上学了。存车处的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广场,是我们的操场。对着这个广场的,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门,这个才是恭王府的门。我现在记不大清楚它是有几层门,但是绝对有一个正门,是一个大红门,两边还有两个石头的狮子。它至少有三层院落,院落西侧有一条通道,一直通过去,那旁边就是连在一起的一道长长的墙,隔墙都是四四方方的院子,我们就在那些个小院子的厢房里边上课。我们上课的那个小院子,我还记得墙角上种着柳树。每当暮春的季节,柳絮飘飞的时候,我们的教室门窗是敞开的,一阵风来就把柳絮吹到我们教室里面来,那些柳絮就在黑板前边被风吹得转来转去,就像《红楼梦》里林黛玉写的《柳絮词》那样的“一团团逐队成毬”。

  除了这些小院子,另外有一个比较大的院子,有一个坐北朝南的大厅,这个大厅的门上悬着一大块横匾,横匾上有三个大字——“多福轩”,当时被用做女院的图书馆。一进多福轩的大门,对面有一个长台,是图书馆借书的服务台,台后边有几扇屏风,屏风后面是书架,我们就在这里办理借书的手续。大厅里边四面墙上,挂着一块一块写有“福寿”字样的匾额,底下写的名字都是奕訢,可能是他的书法,当时还在那里。前些年我回北京时到母校去参观,看见这里改成了自修室,里面摆着一个一个的小桌子,上面放着绿色的台灯。那些写着“福寿”的匾额已经不见了。图书馆前面的庭院里有一架非常古老的紫藤,枝干很粗大,每年开紫红色的藤萝花,暮春的时候,满架都是紫藤花,很是繁茂。我去的时候看见紫藤依然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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