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还有人问我，你现在有时到中国大陆，有时到温哥华，有时到台湾，你的感觉是怎样的。我说当初我刚刚离开北平到台湾的时候，又遭遇了种种不幸，那时真的有天涯漂泊的感觉。所以我写的诗有“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和“中岁心情忧患后，南台风物夏初时，昨宵明月动乡思”那样的句子。现在我已经习惯了，我是四海为家。现在我在南开已经三十多年了，这里的老师学生已经是很熟的友人了，每次回来真的感觉是回家了。温哥华当然也是我的家，台湾我在那里教了十五年的书，那里有我很多的学生，他们对我都很好，每次去台湾的时候也有回来的感觉。这些地方不管到哪，都是回来的感觉。我不是随便说的，真的都是回家的感觉。
1969年我接到哈佛的聘书，却因为签证拒签没能成行。后来辗转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学系任教，1970年海陶玮先生再邀请我去哈佛大学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聘书。可是海先生还是常常约我去哈佛跟他合作研究，我就常常在暑假的时候去哈佛，继续我们的合作研究。所以从1970年以后接连很多年，每年暑假我都去哈佛，跟海先生合作研究。
后来我开始回国教书，所有的假期都很忙，因此去哈佛与海先生合作的机会就少了。直到我退休以后，才有时间再去哈佛跟海先生把我们以前合作研究的成果编成了一本书。这时海先生的眼睛已经不好了，中文的书稿都是我一个人整理的。英文书稿我也做了大部分校读，有些需要他看的，他还得拿着放大镜，吃力地一点一点看。
现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中文名为《中国诗的研究》），就是那几年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研究的成果。这本书署名是我跟海先生，当然我是非常尊重海先生的，所以把海陶玮先生的名字写在前边。我和海先生各自写了一篇序言，介绍了我们怎么认识的以及多年来研究的过程。
2001年访问哈佛旧友（左起：叶嘉莹、卞学、海陶玮、赵如兰）
海陶玮先生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去的。他的夫人是写儿童读物的，她写的书也很受欢迎。他们夫妇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海先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为人耿直。也有人不喜欢他，说他不讲面子。海先生生活很简朴，对于美国生活的奢华很不喜欢。哈佛大学所在的地方叫康桥，周围有很多小镇，海先生住在附近一个小镇上，骑自行车来哈佛是相当远的，但海先生都是骑自行车来来往往。后来他的儿女都大了，就不跟他住在一起了。只有一个孙女在波士顿念书，跟他同住。这位老先生身体还好的时候，就开了一大片地自己种菜。一到收获的季节，海先生就把他种的菜，带到图书馆给大家分享。海先生还自己做面包，自己做果酱，他的儿女、孙子、孙女如果回家，都是他亲自做饭给大家吃。
2001年我被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做访问教授时，曾经利用春假又回了一次哈佛。那一次还跟赵如兰一起去看望了海先生，海先生的眼睛这时已几乎看不见了。我们一起吃了饭，还照了相。赵如兰身上总是带着照相机，走到哪都照相。
本来每年圣诞我都会给他在康桥郊区的家里打电话祝贺节日，但后来连续两年我给他打电话都无人接听。我想他年纪大了需要照顾，可能到儿女家去了。谁料2006年2月2日我忽然收到哈佛大学东亚系韩南教授（Profesor Hanan）一封电邮，说海先生近年迁回他德国的故乡与他的女儿同住，于1月8日在德国去世了。韩南教授在电邮中要我写几句追怀悼念的话。我写了一封电邮发给了韩南教授，后来发表在哈佛举办的追悼会上。韩南教授在致辞中也提到了我的悼文。回想当年在哈佛研究和教学的日子，那确实是我一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这是我跟韩南先生往还电邮的中文翻译：
韩南的信：
想必你已知道海陶玮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们哈佛大学有一个纪念仪式。今年秋天，我们哈佛的文理学院以及我和这里的同事，也准备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主要内容的重点是海陶玮先生学术成就和教学成就，我在这个纪念仪式上会讲几句话。你与海先生这两个非常有成就的高层次的汉学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如此紧密的合作，这在汉学研究领域内是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我希望你就你们的合作写下几句话来，我在纪念会上讲演时用。假如你同意，请用电邮传给我，从我们上次见面已经好久不见了，我想你一定是一直很健康，你的研究也一直很活跃吧。
我的回信（一）
韩南先生：
我听到海陶玮先生去世的消息很难过，我见他的最后一面是五年前，我去康桥拜访他的时候，我曾经邀请他与卞太太夫妇一起吃了晚饭。通常我在每年圣诞节前后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上次我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想他可能搬到他的子女家同住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会突然去世。我会尽快把上一个世纪我与海陶玮教授长达十年之久的我们之间愉快的、成功的合作的经过写出来寄给你。我一切如常，现在还在南开大学教学，2月2日去台湾，4月初回到温哥华。
我的回信（二）
韩南先生：
我想你已经收到前几天我给你的电子邮件，我现在已经写下了我跟海陶玮先生合作的情况，供您参考。我是1966年在台北跟海陶玮教授认识的，那时我接受美国福尔布莱特基金的资助，准备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讲学。当时海陶玮先生是这个基金会的高级顾问，负责选择。他跟我面谈以后就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去，而且他安排我在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之前先去哈佛大学。后来他又安排我从1967年暑假到1968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一年多，他还要求我在哈佛再停留一年。可是我因为有其他的原因还是回了台湾。我在哈佛的那一年，他写下关于陶潜的两篇论文，我完成了两篇英文论文：一篇是关于吴文英的词，还有一篇是关于常州词派的。1969年，我接受了U．B．C．大学的聘书，但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仍继续合作研究，一直到1996年我们完成了这本书《中国诗的研究》。就像海陶玮先生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们所注意到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诗歌的批评，还有关于文学的传统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把中国的诗用另外一种语言完全表达出来了，但是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水准上，我们的翻译是与原诗非常接近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提供的这个翻译是恰当的，是可以让英语的读者更容易接近中国诗的一个成果。”最后，我要用1968年我在离开哈佛回台湾时给海陶玮先生写的一首诗结束这段话，这首诗我是用中文写的，是海陶玮先生翻成英文的。我一直记得我们在一起合作的那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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