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与赵如兰（右）、卞学（左）夫妇合影
80年代初在纽约与夏志清（右）餐聚
这些老朋友都很值得怀念，遗憾的是海陶玮先生已经不在世了。
四、执教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969年我接到了哈佛寄来的聘书后，就去办理接我父亲一同来美的手续。本来我的证件是有多次出入的美国签证，可是当我把我父亲的资料递上去以后，办事的人说你的先生和孩子已经在美国了，你再把你父亲接走，等于是移民了，那你就直接去办移民吧。不仅不给我父亲签证，还把我证件上原有的多次出入美国的签证取消了。从头办移民本来也未始不可，但是时间太长。我的两个女儿在美国一个念大学，一个念中学，而当时我先生没有工作，一家子的生活还有两个女儿的学费我怎么负担啊！那时美元跟台币是1：30，我根本供应不了。海先生还是坚持让我去哈佛，他就给我出主意，让我把旧的证件作废，重新办一个，然后先申请加拿大的签证，从加拿大再申请去美国就容易了。
来到温哥华的第二天，我就到了美国驻温哥华的领事馆去办签证。结果他说，你拿着美国的聘书，怎么从台湾出来跑到温哥华来办美国的签证，你为什么不在台湾办美国的签证？我不能给你签证。他说的有道理呀，他说你要办也可以，你把护照给我，我用文件给你寄回台湾办。可是我已经知道台湾不给我办，所以我就说我不办了，把我的证件拿回来了。海陶玮先生一看实在不行了，我不能马上去美国了。他就跟U．B．C．大学亚洲系的主任蒲立本（Professor E．G．Pulleyblank）联系，因为他们都是好朋友，他对蒲立本说有这么一个人，现在就在温哥华，看他们那里有没有机会。蒲立本先生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亚洲系刚刚成立了研究所，从美国加州大学来了两个博士生，更巧的是他们都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是研究韩愈诗的，一个是研究孟浩然诗的。蒲立本先生说：“我们正在想，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导师来带他们，你来了太好了。”这样U．B．C．大学亚洲系就把我留下了。他们对我的要求是，不能只教这两个博士，还要教一班全校选修的中国古典文学课，而这门课是要用英语教的。
1966年我第一次到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书的时候，我跟他们说好了，来听我课的研究生一定要听得懂中文，我要用中文讲课。那时我只是日常说英文，讲课都是用中文。可是现在人家要求我用英文讲课，我为了养家糊口，已经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我的先生和两个女儿都在美国指望着我呢！我得赶快把他们接过来。我的大女儿可以从密西根州立大学直接转学到U．B．C．大学，最简单。我的小女儿还在念高中，温哥华的公立高中不收外国人。我只好找了一个私立中学，拿到了入学许可证也办好了。就是我先生还没有资格过来，我就到移民局申请以眷属的身份把他接过来。可是移民局的官员（还是个女的）说：“按照我们加拿大的法律，你是你先生的眷属，你先生不是你的眷属，他不能以你的眷属的身份过来。”后来我跟我先生说这件事，我先生说，移民局说得对，男人就是家长。无奈之下，我就去跟我们系主任蒲立本先生说，如果我先生不能过来，我就不能留下来。蒲立本先生非常想把我留下，他就给了我先生一个助理研究员的名义，才把他接过来了，我不久也把我父亲接过来了。
在他们还没过来之前，我就天天看着报纸的租房广告找房子。因为我当时没有汽车，我一定要找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我上下班，两个女儿上学，还得生活方便，这些我都得考虑。最后在第42街租了一个房子，旁边就是菜场，我从学校回来顺便就可以买菜。离邮局也很近。第41街是一条大街，有一趟公共汽车一直通到U．B．C．大学，我跟大女儿到学校去很方便。小女儿从第42街走下去，到第46街就是她的中学。因为那时没钱，我还到处去找卖二手货的地方，给家里准备一些家具和基本的生活用品。这些都是我一个人看报纸广告、查地图、搭公交车到各地买来的。安排好这些，我就把家人一个一个接了过来。
我先生闲居在家，又像从前一样，重演以对妻子发威来显示做丈夫权威的作风。那时我既要准备用英文教课的教材，还担心第二年的工作没有着落。我在工作和心理方面承受着沉重负担，却无人可以诉说。我既不愿增加老父和女儿们的忧虑，更不敢向我先生诉苦。因为在他的观念中，总以为如果我诉说劳苦，甚至只要有人同情我的劳苦，都是对他的侮辱和讽刺。总之，这一年来我尝遍了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劳苦酸辛。不过我那时在思想上并没有什么觉悟，只觉得一切都该逆来顺受，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为美德。还记得那时我教书所用的课本，是加州大学白芝教授（Cyril Birch）所编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选有一篇《史记》的《伯夷列传》和一篇《国语》的《公子申生之死》。我在讲述时对这两位中国旧伦理传统中的典范人物，都表示过尊敬赞扬。当时我的想法有两点：一是伦理本是一种双方面的人际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维系社会安定的要素；如果人际的一方不守伦理的约束，而另一方仍然遵守约束的话，则社会至少还有一半以上的安定力量，否则便如伯夷所说的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了。二是我以为完美的持守是一种最高的理想，无论人际的另一方的行为如何，自己的持守都不该改变；因为品格的持守，不只是对人的问题，而也是对己的问题。我后来才觉悟到这原来是造成人际关系之不平等的一种懦弱的道德观，不过我的积习已成，所以直到今日仍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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