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桂林，我要从机场到市区的桂湖宾馆，没有车接我，我就告诉机场的人我是临时买票来的。机场的人说，下一班的飞机有个旅行团，你等一下搭他们的车吧。我就等到下一班的飞机来了，搭旅行团的车到了桂湖宾馆。一到宾馆，我放下行李，就让服务台马上给我叫一个车到芦笛岩。服务员说：“已经十一点了，你还不洗一洗，先去吃饭，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我一想也是，就洗一洗先去吃饭了。吃完饭我又叫车去芦笛岩，他们说：“司机都在休息，你又会说中国话，自己搭车去吧。”我只好从旅馆出来，准备搭公交车去芦笛岩。我没有零钱，就找了一个小店买点东西，为的是换点零钱。我想买一包饼干，售货员说：“你有粮票吗？”我说：“我刚从北京来，没有粮票。”那时正是中午，她一听我刚从北京来，以为我还没吃午饭呢，就卖给我一包饼干，我就换得了零钱。从旅馆出来之前，我告诉服务台帮我订一张明天去阳朔的船位。晚上我从芦笛岩回来以后，他们告诉我没有订到位子，人家都是提前好久就订了。我说：“我三十年才回来一趟，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还是想想办法吧。”他问我：“船顶你坐吗？”我说可以，他说：“那你明天一早来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这个船的正式的舱位已经坐满了人，在船舱的旁边有一个用一条一条铁棍子做成的梯子，通向船顶。我那时五十岁，腿脚还利索，就从那里爬到了船顶上。上去以后我才看见，那个船顶上是可以坐人的，而且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一些当地的人。上面摆放有一些椅子，搭了一个布篷子。桂湖宾馆还找了一个导游陪着我。
1977年，我跟女儿小慧又去了一次桂林，但是我觉得还是第一次最好，因为那天天气非常好，我坐在船顶上，四周一点遮挡都没有，我拍了很多非常漂亮的幻灯片。那时在北美回到中国来的人没有几个，海外的人对中国都很好奇。我回到温哥华大家都问我国内怎么样，我就给他们放映了这次回国拍的幻灯片。以前我从来不搞这些，这次我还特为买了一个幻灯机、一个大屏幕。我们那些朋友、学生都跑到我家里来，我就把这次回国拍的幻灯片放给他们看，介绍回国旅游参观的情况。后来应其他一些朋友、学生的要求，又放映了好几次。
那时我真是很兴奋、很激动，可是我想了，我回来就是来旅游，我所学的这一行在国内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当时还在“文革”，我在上海还看见一些大字报，还在批孔批儒，我觉得我没有希望回来工作了。
总而言之，我这次回来非常兴奋，你想我三十年才回来一趟，能不兴奋吗！1976年我本来计划再回来，但因为唐山大地震就没有来，也就是这一年，我的大女儿夫妇出了车祸。
1973年当我申请回国时，我去到渥太华中国大使馆。章文晋大使的夫人张颖先出来接见了我。张颖问我：“你是学文学的，看过国内的小说吗？”我说没有。她说：有一个叫浩然的，写了一部《艳阳天》，挺不错的，你可以看一看。
在这之前，我每年暑假都要去哈佛跟海先生合作研究。当时哈佛有几个从台湾去的留学生，都是台大的学生，他们都旁听过我的课。1971年我在哈佛碰到了两个学生，一个叫龚忠武，一个叫郭松棻，龚忠武是历史系的，郭松棻是外文系的。他们俩问我：叶老师你有没有看过大陆的书？我说没有，因为我是研究古典的，不大关注当代的小说。他们说你有时间应该看一看有关大陆的书。那我看什么呢？他们就介绍我看一本一个美国人斯诺写的介绍延安的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我还看过一本回忆录，都是亲身经历过长征的人写的。看了这些书以后我很感动，没想到共产党这么了不起，共产党人为了理想艰苦奋斗真是不容易，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真是不简单，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我真的很佩服。以前我真是孤陋寡闻，一点都不知道这些。
这回张颖让我看《艳阳天》，我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这个人是肯接受别人意见的，而且求知好学。我想我既然申请回国，也应该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到了暑假我又去了哈佛，就跑到图书馆借了三大本《艳阳天》回来。本来我没有抱着很大的兴趣去看，因为我以为，凡是带着宣传的气味写的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而且那么厚的三大本哪有时间看。所以开头我是抱着敷衍的态度，打算翻一翻知道了就可以了。可是我一看，它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不是在农村生长的，我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可是我居然能看进去，而且我认真地把它看完了。《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也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我真的是很感动。
我是1974年回到中国的，距我离开北平已经整整二十六年。我在国内待了两个多月，不仅在北京住了些日子，还到外地去旅游了一圈，参观了不少地方。那时还是“文革”时期，所有的报纸都是报喜不报忧，大家都以为“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把很多过去的旧传统中，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社会上的坏的、恶的、不好的东西都给改革了。我还带了照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幻灯片。
那时美国、加拿大其实有很多华人对新中国抱有向往的感情，特别是像我这样在抗战时期沦陷区长大的人，当时真的觉得中国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了。那些从台湾去的留学生，对中国百年的国耻、积贫积弱的历史也是了解的。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刚到U.B.C.大学的时候，中国同学会贴了一个布告，说要放映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纪录片，大家都很兴奋。那时我父亲还在世，跟我们一起去看了。还有一次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父亲也跟我们一起去看了。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家里一切都很简陋，就是为了看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报道，我们买了一个比较大的电视。你想想我们这么久没有看见北京了，大家都想要看一看北京，所以大家对中国的事情都很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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