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一直很热心教育文化事业，晚年退休以后到了温哥华，他曾经捐了一笔钱给U.B.C.大学，建立了一个亚洲研究中心。蔡先生的理想是要推广中国文化，可是现在一般人都是注重经济交流，一些亚洲太平洋区域性的会议，也是以经济交流为主。U.B.C.大学这个亚洲研究中心盖好了以后，事实上也都是做这方面的工作，蔡先生觉得跟他的理念并不是完全相合。
有一次我在谢琰先生家讲课，讲的是清朝张惠言的五首《水调歌头》。张惠言是清朝有名的词学家，编有《词选》一书，但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其实是一个经学家。他是研究易经的，张惠言在易经方面的学问，对他的词学研究很有影响。中国这些读书人，读的都是孔孟之学，对于自己本身的品格修养，道德学问是非常重视的。我认为这五首《水调歌头》在中国词学史上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早期的词都是写美女与爱情的，后来的词虽然有了比兴寄托，但都是指国家的、政治的，或者是自己仕宦的不得意，发一些牢骚。可是这五首词是张惠言写给他的学生杨子掞的，讲的都是求学、修身、做人的道理，这些道理本来实在很难在词里边写进去，但张惠言这五首《水调歌头》写得真是好，他把形象、情意跟他的理想配合得非常好。他把自身的儒学文化方面的修养，与词的美感特质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了。
张惠言的出身非常贫苦，他的祖父、父亲都是三十多岁就死了。两代人都是寡母抚养孤儿长大的。因为父亲死得早，没有人教他，他的母亲就把他寄托到一个亲戚家去读书。他的母亲和姐姐靠给人家刺绣维持生活。他写文章说，有时他回家看见母亲、姐姐常常在油灯下刺绣。有一次傍晚，张惠言回到家，家里没有吃的，全家人就都饿着睡了。第二天早上，张惠言饿得不能起床。母亲说，我跟你姐姐、弟弟常常过这样的生活。张惠言在亲戚家读了四年书，回家后母亲叫他教弟弟读书。每天晚上，只点一盏油灯，母亲和姐姐相对在灯下刺绣，张惠言和弟弟在旁边读书。这些早年艰苦勤奋的读书生活，对于张惠言为学有着极大的影响。
那天也是很巧，我在讲张惠言这五首词，蔡章阁先生由他的小儿子蔡宏安陪着也来听讲，而且一直听完才走。其实那时我对蔡先生的生平也不大了解，我在想，很可能是我讲的课使他感兴趣。一来张惠言小时出身很苦，而且这五首词讲的都是修身做人的道理，完全是儒家的思想；二来蔡先生读过四书，所以他特别重视儒家的思想。后来，谢先生夫妇把我这边创办研究所的困难情形跟蔡先生说了，蔡先生可能认为我所讲授的内容，与他的理想颇有暗合之处，所以一听说我要向海外募资为研究所兴建教研楼，马上答应捐一笔钱给我们盖一个楼。
本来我们可以在陈省身先生住的宁园附近的小花园那个地方单独盖一个楼。恰巧当时南开大学正要盖范荪楼，陈洪主任跟侯自新校长商量以后，觉得在小花园那里盖楼，离范荪楼太远反而不方便，不如跟文学院合在一起，按照蔡先生所捐款的数额，可以拿到范荪楼东侧的四层楼。这个提议也得到了蔡先生的同意，蔡先生捐资时也跟南开大学说好，他只负责投资兴建，以后的管理由南开大学负责，这样一来，管理起来也方便。范荪楼于1999年落成，第二年“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正式列入南开大学研究生招生计划，筹划了多年的研究所，虽然经历了不少艰难，总算有了初步的基础。
1999年在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落成仪式上，与捐资人蔡章阁的长子蔡宏豪（右二）、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右三）及题写镌石的书法家谢琰（右四）合影，左三为叶嘉莹
本来研究所开始成立时，我们把它定名为“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那是因为自80年代的中期我多次回国教书后，逐渐发现学校中修习古典文学的学生，竟然有了程度下滑的现象。在多年封闭和压抑后，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青年学生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偏差，对于海外的一切都感到新奇，而忽视对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学习。面对经济的飞速发展，大家竞相追求物质利益，而精神文化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将研究所定名为“比较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收追求新学的青年，另一方面也因当时的研究所挂靠在汉教学院，有面向海外的意思。不过我相信这只是短暂的现象，当人们物质利益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必然会回到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有感于这种状态，我写了一首诗，题为《高枝》：
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时作计非。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
“高枝”上的“花”，就象喻着我所热爱的古典诗歌，我相信只要我们尽到自己的力量，则不仅“天”可以“补”，“月”也不会“亏”的。为了表示我自己的决心，我还写了一首调寄《蝶恋花》的小词：
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 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
“望眼”中的“神山”是我所追寻的理想，“九畹滋兰”是我教学的愿望。我虽然只是一只孤帆的小船，但也不会放弃我追寻的努力，相信“花期”到了的时候，必将有盛开的那一天。当然我也自知自己的能力薄弱，我只是一株不成材的“散木”。如果把国家比作一座正在建造中的大厦，就像杜甫在他的《赴奉先县咏怀》诗中所说的，国家之多才，自然是“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至于我自己，只不过是对于我所热爱的古典诗歌，有着一份“难忘诗骚李杜魂”的感情而已。所以我才在研究所的名称中，在“中国文学”之后，加上了“比较”二字，以表示我们研究所在学习中国古典的同时，也重视对西方新学的融汇，但是我们的目的仍然在于向更深更广的层次，拓展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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