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也是笔者最想探究的：明亡之际，同是中国人，南北两地的情形为什么那样不同？先是对“贼寇”的态度，北人支持，南人抵触；然后是对“胡虏”的态度，北人顺服，南人反抗。两个反差彰彰明甚，十分惹眼，凡对这段历史有一定涉猎者，都应能注意到。然而，究竟怎么解释呢？
关于“贼寇”，我们已用不少材料，说明不是民心向背问题。并不存在北方民众厌倦明朝统治，南方民众却怀着美好感情的区别。后者确实不太欢迎北方的造反者，试图把他们拒于门外。但这并不意味着爱朝廷，两者并非可以直接划上等号那样简单的关系。相反，在南方许多地方民众眼中，“贼”与“官”倒不妨划上等号。
关于“胡虏”，南北两地遭遇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满清并未区别对待，在北方执行一套政策，在南方另搞一套。过去蒙元倒曾有所区别，它将全体居民定为四等，蒙古人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西域色目人为第一、二等，略早而且不太费力就征服的北中国人列为第三等，而把进行了激烈抵抗的南中国人置最末一等。满清除对“自己人”（满蒙两族）搞优惠政策，对汉人倒可以说不分南北、一碗水端平。既如此，为什么看上去南方汉人要比北方汉人更痛苦、更不满、更难忍受，就好像受到了格外不好的对待呢？
思索这种奇怪情形，我首先想到鲁迅先生《北人与南人》的一段话：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127]
这应该不失为一条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征服者，好像从来没有来自南方的。而北方，从汉代起，就不断有入侵者，而且一再成功，大体晋以后都维持着一代华族、一代异族交替统治的历史，抑或以长江为界，华族、异族分治中国南北。换言之，北中国早已习惯于沦亡（从汉族角度看）或投降，故而鲁迅后面谈到南人所以在元朝列四等，又有一段话：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128]
又换言之，我们好像可以因此说，北中国的华族文化传统不如南中国牢靠，质地也渐渐不那么纯正了。这恐怕是一个历史事实。隔上二三百年左右，就被“蛮夷”冲垮一次，统治上百年，混居乃至混血，这种情况下，传统没法不断断续续，质地也没法不羼杂。当然，这里只是就事论事，探讨客观历史，不含狭隘民族主义的价值判断。既有这层原因，北中国人与异族之间的文化价值冲突，不如南中国人那么激烈、那么有悲剧感，也很正常。像前面引述的江统、顾欢，都是长江以南汉族王朝人士，就并非偶然。
以上算摸到一些头脑，但明显还是比较外围的东西。
我们想要的，是来自明朝本身的线索；或者说，最后的解释，应能显现明朝所特有的社会现实。这当中，我注意到有个最特别、最突出的现象，亦即，明末东南一带发生的种种，都不局限于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而有着相当广泛的民众普遍性。
无论在与李自成、张献忠周旋中，还是如火如荼的抗清斗争，我们都看得见民众的活跃身影。尤其后一事，像之前叙述所展现的，民众完全成为主体。这种情形，实所未有。尽管戎华之别、夷夏之论源远流长，过去却几乎仅系士阶层话题，是所谓文化精英的意识形态。不用说两汉、东晋和六朝，即便民族意识更强的南宋，普通百姓也谈不上充分卷入其中。乙酉年夏季，两个罗店农民隔河手指清兵破口大骂“槛羊牢豕”，这个镜头是带着典型的明朝特征的。
如要加以概括，笔者愿意这样表述：在明代——起码是晚明——士夫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已达成某种“意识形态一致性”。
这是一个相当有实质意义的演进。从先秦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强调士—民之间注定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到晚明士—民一体、趋同、互为表里，中国社会基层在道义和基本价值观方面，已经形成了新的精神纽带，或新型文化领导权。以往，儒生集团虽也在中国行使文化领导权，却基本作为皇权附庸，在专制政体与民众之间扮演中介角色，工具意味浓厚，缺乏独立性，民众对之没有单独的认同感。而在明代，历来的两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专制政体与民间社会，被打破了。知识分子士夫作为单独一极而出现的趋势，正在形成和明朗。他们作为乡村社区的主要影响来源，越来越突出，重要性与日俱增。他们自己也有意识与专制政体拉开距离，运用独立的思想价值资源，发挥独立的伦理作用，努力发出与专制政体不同的声音，悄然进行权力话语再分割。这样的变化，民间社会很快就感受到了，意识到已经出现一种有别于专制政体、与民间立场和利益较为贴近而且朝气蓬勃的精神力量。较明显的标志，就是万历末年生成的东林党。但作为整体现象，这既不自东林始，也不局限于朝臣这样小的范围。实际上，它非常广泛，遍及中国社会的最小细胞——村落，此即“乡绅现象”。乡绅是明代社会的全新元素。以往，比如宋唐，虽亦有大量士夫居留乡间，却很难称之为乡绅，他们与乡间是游离的、悬隔的。唯至明代，才存在那种从精神到事务真正融入或介入乡间社会的士夫，构成“乡绅现象”。明季，乡绅在地方的作用愈益关键，甚而超过官府乃至朝廷。天启四年（1624），苏州著名的“五人义”事件，充分演示了立于乡绅—民间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再组织情形。有民望的士夫周顺昌、周起元、杨姜等，与五大民间领袖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携手对抗皇帝佞倖、把持朝政的魏忠贤及其党羽毛一鹭等，阖城响应、支持，形成非传统非“江湖式”造反、具近代民运色彩的群体事件。万历末年，松江民众焚烧董其昌宅邸一事，则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显示了乡绅对地方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吴建华的一篇专论，就此做了细腻的分析，读者愿知其详，可径读之，兹只引其结论性的一语：“在乡士大夫与士人是支配明代城乡共同体的主流势力。这个社会精英群体的一言一行都将影响政府管辖的措施和效果，影响普通民众的行为和心态。”[129]我想说，这样的评论，明代以前大概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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