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三报边警，命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自是长策。可法又奏：“上游左良玉，不过清君侧之奸，原不敢与君父为难。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审辅臣何意朦蔽若此。”[21]
圣旨所答，显然出马士英之手。所谓“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真正含意并非字面上那么含糊，而是实际认定上游急、北兵不急。对此，史可法明确指出上游与北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一个危及宗社（国家），一个仅为朝廷内部分歧，岂能同日而语？“辅臣”一语，更是径指马士英。
同时，在朱由崧召开的会议上，也爆发了争论：时塘报汹汹。十九辛未（四月十九日），弘光召对，士英力请亟御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宝司卿李之椿等，合词请备淮、扬。工科吴希哲等亦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弘光谕士英曰：“左良玉虽不该兴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还该守淮、扬，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厉声指诸臣对曰：“此皆良玉死党为游说，其言不可听，臣已调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瞋目大呼：“有异议者当斩！”弘光默然，诸臣咸为咋舌，于是北守愈疏矣。[22]
由此我们知道，弘光皇帝本人的意愿，确非“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御北兵”，而是要求守淮、扬，毋撤江防。计六奇还补充了第一手资料，那是其舅亲眼所见。后者供职南京屯田署，当时就在召对现场：弘光召对时，群臣俱请御北兵，弘光然之。独马士英大声面斥上曰：“不是这样讲，宁可失国于清。”云云。弘光不敢言。[23]
散会时，主张“御北”的吴希哲边走边说：“贾似道弃淮、扬矣。”这应该是所有人的感受。大家心知肚明：明朝命运就此决定。奇怪的是，明知如此，而且“请御北兵”意见明明占上风，决策却仍由马士英一手握定，连弘光也“不敢言”。权力这东西，说抽象很抽象，说具体极具体；马士英的主张如此孤立，包括皇帝都站在另一边，但胜利仍属于他，这样的结果就既具体又抽象。
之后，一如马士英所愿，黄得功、刘良佐过江，连史可法也被迫率部离开防地。“帝手书召可法入援，可法乃命侯方俨赴泗州，而亲率师趋江宁。”可能马士英担心史可法不来，而让朱由崧以亲笔信召之，结果史可法只是劳师空返一趟，“奉诏入援，抵燕子矶，左兵已为得功所败，复令速还防。”[24]
七
书写以上段落，很难控制对马士英的憎厌。坦白讲，这是一种很传统的情绪，中国的读书人大多不免为之左右，此即我们历史观上深入骨髓的“骂奸臣”义愤，用这种义愤写成的小说戏剧，数不胜数。我曾就此以严嵩为题，专门写文章指出其偏颇与狭隘。饶是如此，一遇具体人和事，这种习惯情绪还是止不住往外冒。
因而现在特意强调，不论把马士英批倒批臭何其大快人心，都只是理论上有意义，实际没意义。假如我们将明之亡，归咎于马士英；抑或假设：若非老马，明朝不至于亡，要亡也不至亡得这么快——我们的见地，就相当肤浅幼稚以至于可笑了。明朝之败，非败于马士英一人；明朝之亡，即使没有马士英也照亡无疑，包括灭亡速度都丝毫不受影响。
因为明朝的朽烂，是整体的、通体的。就像癌症晚期，癌细胞全身扩散，四处游走，摘掉一个病变器官，又从别处再长出肿瘤，医生见了，只得缝上伤口，对病人说：回家去，能吃尽管吃，想玩抓紧玩——意即等死。
马士英是明朝烂透躯体上的一个大病灶，比较显眼，比较触目惊心，仅此而已。其他病灶，或不那么昭彰，不那么著名、路人皆知，可是严重性和危害性一点不逊色。如曰不然，我们再来看看马士英等文官之外明朝国家机器的另一系统——武人集团。
我们都还记得，南都定策后，史可法为南京设计了互为表里的有内外两道防线的防御圈，明军四大主力分布其间，联手呼应。此即著名的“设四藩”。眼下，四藩中原驻扬州的高杰已死，还有驻于庐、六的黄得功，驻于凤、泗的刘良佐，驻于淮安的刘泽清。其中，黄得功位置靠后，暂未与清军接触；另外二位，刘良佐和刘泽清，防地均和清军正面相向，算是首当其冲，那么他们作何表现呢？
大清入淮安，总兵刘泽清遁。泽清闻北兵至，遂大掠淮安，席卷辎重西奔，沿河竟无一人守御。北兵从容渡河，至淮安少休，即拔营南下。[25]
彼时淮安位置极重要，为由北而南之捷径，于此渡淮，可直抵扬州，径面南京。甲申国变后，淮安即成几乎所有南来者必经之路，显贵云集。别的不说，周、潞、崇、福四王，刘泽清、高杰等帅，都是先逃至淮安。马士英的密使杨文骢正是在淮安觅得朱由崧，然后送往南京登了大宝。此时，清军主力也走的这条路，由淮安而扬州，然后渡江。刘泽清镇淮安前，此地由漕督、淮扬巡抚路振飞把守，正规军之外，尚有乡兵劲卒数万，一度是沿淮防卫最严、组织最佳之区域，以至于对马士英本人，路振飞也毫不稍贷。定策后，马士英为给朝廷施压、取代史可法，从凤阳率兵耀武扬威经淮安赴南京，路振飞照样惩其违纪兵士。为此马士英衔恨在心，掌权后罢路振飞，以姻亲田仰代之，而田仰在淮安，与刘泽清根本沆瀣一气，不到一年，路振飞任内井然有序的局面，荡然一空。作为江淮门户，淮安虽驻重兵却形同虚设，刘泽清与清军照面也不曾打，望风而逃，“沿河竟无一人守御，北兵从容渡河”。《明季南略》叙至此，不禁切齿：廿一甲戌，清师渡淮。泽清真可斩也！然使路、王（王永吉）二公若在，当必死守，苟延时日。清师虽盛，岂能飞渡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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