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遗民现象，吕留良头一个特殊性来自他的身份。跟徐汧、杨廷枢或钱谦益、黄宗羲这些人比，他显然不在前朝“遗老”的行列。明亡时，他年方十六，还不曾有何社会经历。这也是后来雍正所亟表不解的：“当流寇陷北京时，吕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后，伊亲被教泽，始获读书成立”[77]，这样一个人，怎么对“本朝”抱有那样的敌意？其实，稽其行迹，遗民立场在吕留良那里原非一直就有，包赍说：“在明朝亡国的初年很少见到他民族思想的表示，而他在二十五岁的那年还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考过秀才（生员）”。[78]虽然参加科举考试这件事，有家人逼使的因素，但那个时候吕留良自己意识的不清晰，也确系事实，等后来思想成形，再回首此事，他就自视“失足”而引为终身缺憾。他认识上确有一个发展过程，雍正就此贬他“何曾有高尚之节”[79]，是不能损其毫毛的，相反恰因有此变化，我们才觉得他身上有特别发人深思之处。
我们需要从背景上，一点一点找根据。这里，首先瞩目于一个人的影响，那便是他的三哥吕愿良。留良乃是遗腹子，父亲在他出生的头一年死了。后来，儿子吕葆中为其所撰《行略》云：“少抚于三伯父，事三伯父如严父。”他自己则在《戊午一日示诸子》中自述：“吾遗腹孤也。父丧四月而始生，堕地之日，即襁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晕绝而甦。抚于三兄嫂。”[80]但是，三哥愿良于他的意义，远不止于存其命、养其身，更在精神生活方面，给予有力的示范——吕愿良为当地青年学子的领袖人物，崇祯十一年，与同志结创“澄社”，社中文士千余人，齐名于应社（张溥等）、复社（张贞慧等）、几社（夏允彝等）。换言之，吕愿良正是明末方兴未艾的知识分子社团运动中一位风云人物。
有关明末清初，东南知识分子尤其青年学子中精神觉醒和独立的盛况，《柳南笔记》写道：自前明崇祯初，至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盛，士人往来投刺，无不称社盟者。后忽改称同学，其名较雅，而实自黄太冲始之。太冲《题张鲁山后贫交行》云：“谁向中流问一壶，少陵有意属吾徒。社盟谁变称同学，惭愧弇州记不觚。”自注云：“同学之称，余与沈眉生、陆文虎始也。”[81]
里头出现了两个特定的时间概念。“崇祯初”，恰当阉党覆灭，经过一个极黑暗时期，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开始深刻究诘社会正义和极权之恶，以此，开启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顺治末”，则如前所说，“雄才大略”君主康熙践祚，文字狱阴霾趋于浓重，中国从自身文明苦闷中形成的朝气蓬勃又极可能意义深远的思想探索，就此终止、夭折。
“同学”，如此富于精神探寻气息、像朝露那样清新鲜灵的称谓！对于一个萌芽与骚动的时代，是何其生动的表征！然而，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我们由是懂得钱谦益何以有“千古江潮恨朔风”之叹。
吕留良其实是赶上了它的尾声。对他来说，这不知幸与不幸。总之，因了三哥的精神影响和人脉线索，他得以与俊彦相交，接续上了这股思想之风。十三岁那年，即与侄宣忠（愿良之子）、同乡前辈孙子度先生等十余人组织“征书社”；同年，在三哥的聚会上，见到了余姚黄晦木（宗炎，黄宗羲弟）这样的大名士，从而为十八年后与黄氏兄弟的密交埋下种籽。1647年，他遭遇平生最大惨痛，三哥爱子、和他共同组织“征书社”的宣忠侄，“因反清激烈被清军所执”，杀害于虎林；时年十九的他，在文中悲怆写道：“偷息一日，一日之耻。”[82]这时，他或许有了反清的情绪，但还不能说对为何反清有一种理性的认识。他的生活轨迹说明这一点。一直到三十岁，他的履历都没有什么特别闪光的亮点，需要提及的内容只有两条。一是1653年二十五岁时，他参加了科举考试，“考取邑庠生”。[83]一是与朋友热衷于做“选文”的工作，并且取得很大成功。所谓“选文”，是供学子们参加科举考试用的参考书，类乎今天各式各样的教辅书、试题大全，他编的这类书效果很好，大受欢迎，应该挣了不少钱，这就是为什么雍正骂他“卖文鬻书，营求声利”[84]。
然而三十五岁那年，他终与这样的生涯分手，开始一种全新的存在。他写下一首著名的诗，以明其志：谁教失足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识谭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85]
“失足”，指当年应试之事。“衣帽改”、“姓名非”都是山河易色的表现。“苟全”语出诸葛亮《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与下句“饿死”相连，意思是“苟全”并不容易，人究竟无法仅为肉身之躯而活。“醒便行吟”和“无惭尺布”，无疑是以知识者使命和精神自砺了，但凡还不失清醒和理性，便应发出与心灵相称的声音，无愧于历来从读书中懂得的道理。
那么，他为何在三十五岁上能够写出这样的诗？由年谱知，三十一岁那年，他重新遇见黄宗炎，彼此正式订交为朋友，复于次年经黄宗炎介绍，到孤山去会见黄宗羲，从此开始了密切的往来。我想，吕留良的觉醒就在这个时候。他自己胸中无疑早就藏着许多的苦闷，但还没找着出口，还需要一个契机被拨亮，而与黄氏兄弟的接交应该就起到了这样决定的作用。他就像一块煤，被燃烧后，发出更大的光和热。思考的深入和思想的热忱，使他投身历史和人文使命的火炉，“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86]。在燃烧与释放中，他渐渐趋近了自己思想的内核：夷夏之防。“他认定孔子的重要思想在于夷夏之防四个字上，孟子是拥护夷夏之防最出力的人，孟子辟杨墨，正是辟杨墨忘了夷夏之防四个字。”[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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