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也记道：
清摄政王汤鹅泰（多尔衮当时的译音）入北京。时卤簿出朝阳门，臣民望尘伏道左，止辇升舆，则胡服颀身，臣民相顾失色，关宁兵（指吴三桂军）已先驱入都门。城上俱立白旂。[55]
多尔衮本可耀武扬威，以征服者姿态强势入京，但他却采取了掩人耳目的方式。这固然说明来者并非想象中的那种粗鲁无谋的“蛮夷”，似也让人感到，北京城的未来统治者对明朝的正统地位和权威，心存畏惮。他们颇注意替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以便从伦理上成为有说服力的中国权力继承者。从一开始，满清就着眼于此，包括之所以通过与吴三桂联合的方式入关（清兵完全可以随时越过长城，这在崇祯二年十月“乙巳之变”中，皇太极率十万满蒙骑兵突入关内、逼临北京，已一目了然），以及占领北京后礼葬崇祯（虽然并不隆重）、将军事行动首先放在追击李自成上。后来，在多尔衮致史可法的那封著名的信中，这些捞取合法性的努力，都成为满清论证自己更配得上统治中国的依据。
当北京上演明末版“鬼子进村”一幕时，福王朱由崧的监国仪式也在南京举行。较诸清兵狡诈的入城，南京的仪式来得冠冕堂皇、从容不迫。仪式第一个环节，行告天礼，并焚烧祝文。据说，祝文烧出的灰烬扶摇而上，“飘入云霄”[56]，这像是不错的兆头。然后，朱由崧升殿，以监国身份接受群臣的四拜之礼。开国名将徐达之后、魏国公徐弘基跪进监国宝印，群臣再行四拜礼。这样，明王朝正式结束了自4月25日以来四十七天无君的状况。
朝廷正式发布崇祯皇帝的讣告，同时作为监国临政的举措，大赦天下，并决定免除因用兵而向民间征收的“练饷”、停收崇祯十二年（1639）以来“一切杂派并各项钱粮”；上述税费，如有崇祯十四年（1641）之前拖欠未缴者，现在也一笔勾销[57]——当然，这只是顺水人情，其实收不上来。
无论如何，从表面看，朱由崧监国就像以往每位新君即位一样，保持着帝国的一贯风范，有条不紊，程序规整。王朝经历了悲痛，但没有失去秩序，而且以举行监国仪式为标志，似乎正在恢复平静、重新开始。
几天内，陆续做出重要任命：以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高弘图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左侍郎、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张慎言为吏部尚书、周堪赓为户部尚书。
6月19日，朱由崧正式即皇帝位。这纯粹是个手续问题。十二天前，所以首先以监国名义临政而不直接即皇帝位，是因法定皇位继承人是崇祯太子，现在，在太子没有下落的情况下，朱由崧“因序而立”，但需要以监国的名义过渡一下。
即位诏书宣布，明年改元，新年号是“弘光”。之前，阁臣们拟了两个年号，一为“弘光”，一为“定武”。写下，团作两丸。朱由崧“祝天探丸”，摸到了“弘光”[58]，他就此成为弘光皇帝——换言之，倘摸到另一纸团，历史上留下来的便是“定武皇帝”。据说，对这年号的凶祥，当时就有议论，“弘”字也还罢了，“光”字如何用得？吏部尚书张慎言在得知清朝那边年号为“顺治”后，私下提出一个理论：“光”从火，而“治”从水，“恐水能克火”[59]。对字义或谐音有所讳忌，在中国是很常见的心理。“嘉靖”的年号，就曾被民间联想为“家家皆净”。实际而言，当然并无道理。就算朱由崧“祝天探丸”得到的是“定武”，事情该怎样仍将怎样。一年以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运数也没有变得好起来。
撇开运数不谈，在朱由崧即位的当时，明王朝确有柳暗花明之意。从5月上旬闻悉崇祯死讯算起，短短一个月，顺利解决了新君就位的问题，今后各项事务的展开似乎有了保障。人们从诏书中看到，新君有力地强调着“燕畿扫地以蒙尘，龙驭宾天而上陟，三灵共愤，万姓同仇”，并立下“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的誓言[60]。考虑到诸多有利条件，就像皇帝承诺的那样，帝国将会翻开“更始”的一页。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以来，北京两易其手，南京也经过一番明争暗斗找到新的主人。此刻，它们就像两大高手，在中国这张巨大棋盘的两端同时各就其位，准备布子行棋、对垒博弈。好戏在即，粉墨已毕，我等只管持壶啜茗、定睛细看便是。
* * *
[1]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8，第1页。
[2]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071页。
[3] 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96页。
[4]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073页。
[5] 谈迁《国榷》，中华书局，2005，第6078页。
[6]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第7页。
[7] 赵士锦《北归记》，《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第23—24页。
[8]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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