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国，无论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从“文武分途”或者说文官政治结构受益，国家安定，生产能够保持，文明的脚步较少受干扰，这些都应看到和承认。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在全球鳌头独占，与从制度上有效抑制武力的破坏性有极大关系。不过，正像一开始所说，国家与武力这对难兄难弟的矛盾，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案，相对较好的方案，也必然存在不足。从帝制中国的情形看，自从晋、唐经历最后两次严重内乱而终于找到有效抑制武力破坏性的制度后，宋、明两大朝代因内部武力失控而起的危机均不再至，董卓、安禄山式枭雄销声匿迹，它们最后覆亡无一例外由外族入侵所致，这也绝非巧合。
问题正在于，当内部武力失控的可能大为削弱时，国家整体军事能力和效率必然随之下降。其害处，承平之世丝毫看不出来，一旦“有事”，虎皮羊质、外强中干的真相便会暴露。宋、明脆败于西夏、金、蒙古、满清诸外族，一直以来被归之于后者武力超强。这固然未为无理，但人们谈得很不够的，其实是宋、明自身军事机体何其虚弱、不堪一击。这两个朝代几乎不能赢得任何一场战争，虽然局部来看它们并不乏军事奇才和英雄人物，杨家将也罢、岳家军也罢、戚继光也罢，但置诸整体，宋朝、明朝在军事中的表现皆属低能。归根结底，这不应到个人身上找原因，而是制度使然。以文抑武，不光严重制约军队的战斗力，还使得军事领域掺杂、充斥着官场政治的各种阴谋气息，在潘洪如何陷害杨继业、秦桧如何损毁岳飞、北京官场如何倾轧袁崇焕……这类故事中，有着宋、明两代军事机器的典型特征和原理。简言之，“无事”时它的确十分有效地消融了导致军事强人产生的能量，然而“有事”时它却恰恰销蚀了国家对于高效军事组织和伟大将领的希望。
我们从明代可以看到，它绝非在朝代尾声才暴露自己军事上的低能。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五十万大军，对蒙古瓦剌也先部玩“御驾亲征”，结果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五十万人马全军覆没，朱祁镇本人被活捉而去。这么一出喜剧，固是皇帝胡闹所致，但五十万明朝正规军一触即溃，委实超乎想象。皇家的《英宗实录》这么记载：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13]
并没发生战斗，对方只一冲，明军“遂大溃”，威风八面的大明皇帝也就被人“邀车驾北行”（俘虏）了，五十万大军根本是纸老虎，或者连纸老虎也不算。诸多迹象表明，明朝之能维持二百五十年左右的国泰民安，很大程度是因周边没有强敌。十四世纪蒙古人崩溃以后，完全退回游牧原形——他们本质上不适应国家形态，此时终于恢复本性，四分五裂，在广邈原野上东驰西骋，唯以劫掠为能事；历来是中国心腹之患的北方一线，由此暂为虚壑，直到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北部重新出现一个蛮族国家。
崇祯初年以来，内忧与外患并起，督抚＋大帅的结构在内外两线都暴露出同样的问题：承平状态下的稳然可控，一经实战考验，被证明彻底失控。洪承畴战败、被俘、投降，是这当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当时，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身份来到辽东的洪承畴，在松山之战中为诸将所弃，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遁去，在十三万大军中引起连锁反应，“于是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14]之后，洪承畴带着仅剩的由他直接指挥的万余孤军，困守松山半年，终于投降。大致，整个崇祯朝的军事失利如出一辙，剔除其他因素，都因督抚＋大帅这一结构造成军事行动实际不可控所致。
眼下，来到朱由崧领衔的弘光朝。即位之始，他发下“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的狠誓。君仇国辱须报，疆土亟待恢复。单论数量，此时明朝尚拥兵百万以上，比敌人只强不弱，朱由崧发下那样誓言，也算有根有据。问题是，祖宗制度摆在那儿，偏瘫的明朝若想起死回生，弘光君臣非玩出点新花样不可。
四
新任总理大臣兼国防部长——明朝的官衔称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史可法尝试改革，当然，他谨慎回避任何类似“改革”的字眼，以免引起与祖制相违的质疑。
这方案，就是对弘光朝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的“设四藩”。提出的时间，诸书所记不一。顾炎武记为乙未日[15]（五月初八，公历6月12日），谈迁记为己亥日[16]（五月十二，公历6月16日），黄宗羲和计六奇记为庚子日[17]（五月十三，公历6月17日），李清笔下日期最晚，为甲辰日[18]（五月二十一，公历6月21日）。差异或系时过境迁，各人记忆不一所致。笔者倾向于采信黄宗羲《弘光实录钞》，正像那个“钞”字所示，此书之作，以黄宗羲私藏的弘光“邸报”为本：“寒夜鼠啮架上，发烛照之，则弘光时邸报，臣畜之以为史料者也。年来幽忧多疾，旧闻日落，十年三徙，聚书复阙，后死之责，谁任之乎？先以一代排比而纂之，证以故所闻见，十日得书四卷，名之曰《弘光实录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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