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六、七月间，又爆发更激烈的冲突。
前左都御史、浙江耆宿刘宗周起复旧职。是年，刘宗周六十六岁。在学问和思想上，他是一代大宗师，世称“蕺山先生”，明末名流出其门下的甚多，如祁彪佳、熊汝霖、陈子龙、周镳、黄宗羲、陈洪绶、仇兆鰲、毛奇龄……可谓网尽精英。他的学说，以“诚意”、“慎独”为核心。从思想到人格，无论对人对己，他都严正之极，容不得半点污垢，行为刚峻乃至乖异。他曾自谓：“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偶会时艰，不恤以身试之。”[48]他还是“以文抑武”论的主要坚持者，崇祯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崇祯皇帝召见五府六部九卿科道的面对中，他发言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以故，师出有名，动有成绩。[49]
认为用兵最高境界，是汤武仁义之道，如果做不到，就要像齐桓、晋文那样切实予以约束、控制；否则，武力不是什么好东西。不难窥见，他心中对武力以及从事武力的武人，怀有伦理上的卑视；这当然反映着儒家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可以想象，一个有着这样观念而个性又极坚毅的人出现于刻下的南京，会触发怎样的事端。
从接到朝廷起用通知那一刻起，刘宗周似乎就进入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他从家乡山阴起身，一路向南京进发。但他并不急于进入南京，也不肯使用“左都御史”的官衔，《明季南略》说他“不受衔”[50]，《小腆纪年附考》则说“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51]。这种举动在别人身上，可能是作秀，但在刘宗周却绝对严肃，是对“诚意”、“慎独”理念的践行，用他原话讲，“当此国破君从之际，普天臣子皆当致死”，幸而不死，大家起码该做到“少存臣子负罪引慝之诚”。[52]他恪守着“名不正，则言不顺”，入朝面君之前，要把一切有关大义疏明确立。在他看来，君仇未报，人人都是戴罪之臣，无颜接受新的任命，所以自称“草莽孤臣”，以这身份向朱由崧递上一道又一道奏疏，陈述心中的各种原则。
在引起轩然大波的《恸哭时艰立伸讨贼之义疏》中，他严厉抨击弃土辱国、望风而逃的将帅：数百里之间，有两节钺而不能御乱卒之南下，致淮北一块土，拱手而授之贼。尤可恨者，路振飞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远地，是倡逃之实也。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遂相率有家属寄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按军法，临阵脱逃者斩，臣谓一抚二镇，罪皆可斩也。[53]
紧接着，又上《追发先帝大痛以伸大仇疏》，指责封疆之臣确知崇祯皇帝凶问后，理当“奋戈而起，决一战以赎前愆”，结果却“仰声息于南中，争言固圉之事，卸兵权于阃外，首图定策之功”，“安坐地方，不移一步”——人臣若此，皆该“坐诛”。[54]
两疏一出，“中外为之悚动”[55]。客观地说，疏中言论不无过激，尤其“可斩”、“坐诛”字眼，似乎杀气腾腾。不过，这其实未足挂怀。刘宗周只是一个持议过苛而手无寸铁的老夫子，口中说出那些话，在他乃是激于忠义、呼唤正气、从伦理层面出发的必有之论。其次，其矛头所向应该说没有“党偏”迹象，我们看到他并非专门针对武人集团或马士英等弘光新贵而来，所列的“可斩”对象包括路振飞，还说他“尤可恨”。其实大家公认路振飞很正派，绝不属于“奸小之辈”。由此可见刘宗周不免也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有股子“一个都不饶恕”的倔强劲儿。
问题是，武人集团正处在由弱势转强势、向文官系统发起冲击的过程中。他们刚刚成功撵跑了吏部尚书张慎言，刘宗周居然“顶风作案”；更何况，人未到、挑衅先至，是可忍则孰不可忍。
事情迅速演为一场危机。“都中谤纸喧传”，南京出现许多匿名传单，造谣东林党人“聚兵句容”，图谋“不轨”，又称“四镇方修行署，将入清君侧”；南京满城岌岌，“旬日方定”。[56]
这些谣言，可以肯定出自武人集团，而其源泉是东平伯刘泽清。在造足气势之后，“越数日，刘泽清疏至，明己有功无罪”，其中更有如下狠话：“宗周若诛，即卸任。”要求朱由崧赐予上方剑，让他去杀掉刘宗周。李清对刘泽清的上疏有三个字的印象：“语狂悖。”[57]
刘泽清似乎并非嘴上说说，《南疆逸史》（亦见于《弘光实录钞》）记载了一个惊人情节：方宗周在丹阳僧舍也，泽清、（高）杰遣刺客数辈迹之。见其正容危坐，亦心折不敢加害。[58]
情节很像《赵氏孤儿》屠岸贾之刺赵盾。以刘泽清的阴毒，这种事他能够做得出。
不过，说高杰也派遣了刺客，应系讹传。事实上，高杰不曾参与刘泽清攻击刘宗周的行动（详下）；在此，笔者提供一条来自祁彪佳日记的可直接排除高杰嫌疑的证据。当时，祁彪佳奉命过江，处理部队间纠纷；七月十六日，在瓜洲与从扬州赶来、正在此协调“四镇”的太仆寺少卿万元吉会晤。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欢然共谈于楼上。万以刘鹤洲（刘泽清字）方参论东林诸老，欲令高英吾（高杰字）上诉，反其所言。予以非镇将所宜言，令勿托彼。万极是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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