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162页。
[52] 刘宗周《恸哭时艰立伸讨贼之义疏》，《刘子全书》卷之十八，奏疏，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259页。
[53] 刘宗周《恸哭时艰立伸讨贼之义疏》，《刘子全书》卷之十八，奏疏，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257页。
[54] 刘宗周《追发先帝大痛以伸大仇疏》，《刘子全书》卷之十八，奏疏，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261页。
[55]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162页。
[56]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07页。
[57]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07—208页。
[58] 温睿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第62页。
[59]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473页。
[60]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8，第47页。
[61] 《刘子全书》卷之十八，奏疏，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1968，第1259—1260页。
[62]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465页。
[63]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08页。
[64]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260页。
[65]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465页。
[66] 文秉《甲乙事案》，《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465页。
[67]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164页。
[68] 温睿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第65—66页。
[69]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467页。
[70]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471页。
[71]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473页。
[72]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474页。
[73]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484页。
[74]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488页。
虏寇·坐毙
十余年来，“寇”“虏”并称。前者是深仇大恨，一经提起，咬牙切齿。后者是心腹之患，如虎狼在侧。可甭管“寇”、“虏”，弘光朝竟然都不曾对它们伸出哪怕一根手指头。
周处像。
周处，晋代人，《晋书》、《世说新语》有传。“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为史上改过自新之典型，京剧《除三害》演其事。兴平伯高杰，相当程度上让人联想到周处。
吴三桂像。
吴三桂，崇祯间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闯军破北京后，吴三桂降于满清，在山海关一片石会同清军击败李自成。清军由此入关、占领北京。当时南京不以为其叛降，目之“仗义媾虏”。
一
明亡于清，这是历史事实。从这个事实，人们又普遍生出一种看法：满清是明朝不共戴天的仇敌；正如金人是北宋的仇敌，蒙元是南宋的仇敌，抑或日本是近现代中国的仇敌。清末民初，以及抗战时期，都曾用民族主义情绪渲染这段历史，抒发亡国之恨。
较通俗的例子，如欧阳予倩先生名剧《桃花扇》。1957年，他忆其缘起：一九三七年初冬，抗日战线南移，上海沦陷，我怀着满腔忧愤之情，费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把《桃花扇》传奇改编为京戏……我突出地赞扬了秦淮歌女、乐工、李香君、柳敬亭的崇尚气节；对那些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家伙，便狠狠地给了几棍子……福王，我是把他作为一个昏庸的傀儡皇帝来处理的。四镇武臣如刘泽清之流，拥兵自重，睚眦必报，毫无抗敌之心而投降唯恐落后……把以上的一些人物在那个时间搬上舞台，还是有些作用的。像这样的戏，在那个时候演出，影射时事在所难免……[1]
此戏先写成京剧，1946年底改话剧，1963年再拍为电影，跨越数种艺术样式，影响当然可观。它是在孔尚任同名作基础上改编而来。读一读孔氏《桃花扇》，可明显看到两者间主题大变。孔剧所表，乃正邪之辨，或曰“君子”、“小人”之别；在欧阳予倩那里，此亦为一线条，却退居次位，焦点乃是民族大义与爱国情怀。欧阳予倩承认，他是将剧中故事比附于抗日现实；换言之，1644年弘光政权与满清之间，与1937年中日之间，颇能令人触景生情。
这种解读，非欧阳予倩所独有。实际上，明季历史自晚清重新引起注意以来，基本便负载着民族主义话语，也被用为这种历史资源。不单史学家由此着眼，政治家也乐于这样激发民众。同盟会有十六字纲领，其中的八个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完全取自明太祖北伐宣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2]，二者所差，一字而已。由这番历史勾连，“明末遗恨”隐然指向“中华”的得而复失，和“胡虏”的卷土重来，明清鼎革于是被提取为一段悲情史，以发挥激醒现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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