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真正触及政策导向层面，而非头痒挠头、脚疼揉脚。思考方向正确，头绪理得较顺。基点是“权通北好”，与满清暂缔联合；联合的目的，不仅是先解决李闯问题，也以此安定明朝防务，引满清西向，“然后徐图处置”；若不如此，在尚未准备好的当下与满清相争，是徒然引火烧身，非明智之选。这构想是否一厢情愿，还要看满清的态度。但它本身立论，应属情理帖然，明显可行。
凌建言未见采纳。原因首先显然是，主政者心思根本不在此，而诸镇武臣则大多无意于北进。其次，谈迁在《国榷》里提到：“清虏命李建泰招谕凌，授巡抚。阳受之，以闻。”[27]凌“或暂借臣便宜，权通北好”之言，似即指此事。朝廷是否就此对凌有所猜疑，亦未可知。当然，凌的忠诚毫无问题，后来清兵渡河，他于城破时自经殉国，相当壮烈。
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更加直接——此时，朝廷已就对清政策形成预案，在此情况下，凌的建议自然不再有考虑的必要。
六
关于明朝对清政策的出台，需要交代一下背景。
朱由崧登基，南都大局既定，有关北事，久无片言。朝中相持不下、往复争讼者，全在党别派系。持续瞩目、跟踪满清动态的，仅史可法一人。他受“定策首功”马士英排挤，在朱由崧即位第三天（五月十八日乙巳），即于御前陛辞，开府扬州，督师江北。置身前线，或许是他认识较为切实之故，但更重要的还是责任感。
六月初，满清开始有所动作，向山东派遣巡抚。史可法很快向朝廷报告，指出：“恢复大计，必先从山东始。”提出派巡按御史王燮可至山东。对此，《国榷》仅记“章下吏部”，没有下文。[28]六月末至七月初，满清异动频频，“清虏易我太庙主，奉高皇帝主于历代帝王庙”（将朱元璋牌位请出太庙），“清虏命李建泰招谕凌，授巡抚”，“清虏命固山额真同平西王吴三桂下山东”，“清虏下青州，东昌、临清皆降”。[29]史可法的应对，是支持山东的民间抵抗。他请朝廷对“山东倡义诸臣张凤翔等”予以委任。因为是空头支票，这次，朝廷不感到为难而爽快同意，“命次第擢用”。[30]
比之于分散的措施，史可法最关心的是方针大计，而这竟迟迟阙如。他以一道《款虏疏》[31]，专论此事：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近闻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或云假之（“之”，《中兴实录》作“虏”）以破贼，或云借之（同上，原为“虏”）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宁（辽东都指挥使司宁远卫，今辽宁兴城）前既撤，则势必随以入关，此时畿辅间必不为我所有。但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指李闯），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敌兵（《中兴实录》作“今胡马”）闻已南来，凶寇又将东突，未见庙堂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已过。万一北兵至河上，然后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既示我弱，益见敌强（《中兴实录》作“益长虏骄”），不益叹中国之无人，而自此北行之无望耶？乞敕兵部即定应遣之官，某文某武，是何称谓，速行覈议。[32]
此疏《史忠正公集》未著日期，依《南渡录》，当写于六月下旬[33]，从某些内容（如“音耗杳然，未审孰是……则势必随以入关”）看或更早。
虽然消息还有些含混，作者却已凭藉出色的研判力，对局面给出恰当分析。基本认识，颇与凌不谋而合。同样认为满清对李闯作战，客观上替明朝报了仇，应以此为重，因势利导，暂释前嫌，将其兵锋引向李闯；指出，如不及时明确政策，可能导致满清南下与明为敌，造成李闯死灰复燃。
正如标题所示，奏章最重要的内容，是提请和敦促朝廷派出使团前往北京，与满清正式谈判。他根据某些迹象警告说，如果清兵已经逼近黄河，事情或将不可挽回。正是这一警告，引起南京高度重视，朱由崧“命速议北使事宜”[34]，不久，“召对阁臣高弘图等”[35]。
有关这次召对，《款虏疏》之外，我们再补充一个背景。
《国榷》等记述，六月初九辛未，满清“驰诏江南”。这个文件，相当于《告江南人民书》，首次全面阐述了满清对明政策。首先，它用“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邦之义”一语，概括三月十九日以来的事态，以此为目前两国关系基调。其次，申明在此过程中清国的恩德：“我大清皇帝，义切同仇，恩深吊伐。六师方整，蚁聚忽奔。斩馘虏遗，川盈谷量……为尔大行皇帝缟素三日，丧祭尽哀。钦谥曰‘怀宗端皇帝’，陵曰‘思陵’，梓宫聿新，寝园增固。凡诸后妃，各以礼葬。诸陵松柏勿樵。”随后对弘光新朝，示以谅解、共存之意：“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并表示愿与明朝合作，“各勦勍旅，佐我西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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