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作者质疑此件，以为与满清“统一全国”战略不合，应为赝伪，抑或虽有起草却并未正式发出。[37]此聊备一说，然而，政治、外交从来如博弈，棋无定形，着法尚变，未必拘泥。即如以上诏书中所谓对李闯与明朝同仇敌忾，又何必果信？就在1644年初，满清当局还曾致信李闯等各地农民军首领：“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38]同理，此时满清对明示好不仅可能，作为缓兵之计、麻痹战术恐怕还甚有其必要。
对方已表态，这边不能假装听不到，何况对方姿态看起来还超出预期，使南京愿意回应。总之，在史可法奏疏和满清公开信的背景下，明朝结束新君登基以来未对满清表明态度的局面，在朱由崧主持下，拿出具体方案。
七
六月二十三日御前会议，形成如下结果：决定正面呼应满清，双方“通和讲好”；为此，组建并及早派出使团，出访北京。在这基本对策下，还研究和明确了许多细节问题[39]：一、决定对满清进行经济补偿，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助我剿寇有功，复应劳军若干”，即其入关作战的军事耗费补偿；二是未来每年的“赏赐”及定额，答应崇祯三年标准之上逐年递增，“每量增岁币十分之三”，并且补足历年所欠之款（崇祯三年后因边衅停给），不过这项钱款的支付，附有以下说明和条件，即眼下“物力未充”、暂不付与，同时须“俟三年马匹不犯”。
二、考量在“国书体裁”中，亦即作为官方正式口径，对满清君主以何相称。“景泰中曾称‘也先可汗’，或‘可汗’，或称‘金国主’，宜会议。”留待进一步讨论。
三、交涉时，本朝使节所持礼仪。“今彼据燕京，称帝号，我使第不至屈膝，即是不辱命，全天朝礼。”曩往，大明居帝尊，以女真为臣属。眼下后者称帝，明朝无力与之计较，只能退而求其次，至少不被以臣属相待。
四、对使节的授权。主要是赔偿（“赏赐”）额度；规定使节“到时可议”，即允许有一定弹性，具体是“十万上下，听便宜行”，但“十万以外太多，必须驰奏”。
五、将经济赔偿与收复失地挂钩。会议提到，为防止“卤先勒银币，然后退地”，给钱之前，双方应该“歃血誓盟”。不过，这方面准备达到的目标，史料中没有很明确的结论。起初说法是：“如议分地，割榆关（山海关古称榆关）外瓯脱与之，以关为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有明室陵寝，“若议榆关内，则山陵单弱，何以安设备守？惟不妨金币优厚”，所以希望用多给钱的办法保住北京。不过，后来明显觉得这不太可能，高弘图说：“必不得已，山东决不可弃，当以河间为界。”亦即对于未来边界，明朝打算最多让步到冀鲁之间。但这究竟仅属高弘图个人意见，还是会议的结论即是如此，尚不清楚。
这些内容，必然引起争议。工科都给事中李清质疑，谈判如若有成，恐怕明朝反受其害：未得，而我之酬谢穷；既得，而虏之征求何极？昔寇准遣曹利用款辽，曰：“尔所许，过三十万则斩汝。”然未几复益至五十万，积渐使然也……民穷而饷匮，饷匮而兵枵，兵枵而卤突，情见势屈，恐江南已骚然靡敝。[40]
他的忧虑未为无理，以当时态势言，则并不在点子上。除非明朝有把握战而胜之，将满清驱回关外，否则，“以金钱换土地与和平”其实是比较经济的办法，因为战争消耗显然将大大高于赎买的费用。
八
这次会议，是了解弘光朝的好材料。我们由此知道，它打算“以币乞和”，并准备在领土问题上对满清让步。不过，除了看得到的内容，还有深度解析的必要。倘若足够细心，会发现某个议题的缺失。先前，无论在凌建议、史可法奏章还是满清文告中，我们都曾见到一个共同内容，即：明军西进，与满清联合追剿李自成。这个问题，在御前会议有关记述中只字未提。
需要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关系着什么。在满清而言，它把入关与李自成作战，揽为义举，并一直借此从名誉上打压明朝。它主动提议与明军共进恐怕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料定明朝做不到这一点，打道义牌，从而彰显后者“不忠不义”。而凌、史可法等明朝有识之士强烈主张西进，正是看到这一点，史可法曾在另一道奏疏中忧虑地指出：“虏假行仁义而吾渐失人心。”[41]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联清西进，具有战略价值。凌称之为“名为西伐，实作东防”；史可法指出，这既可“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又兼收阻“胡马南来”、防“凶寇东突”之效。再有，是否迈出西征这一步，根本而言关乎“恢复大业”。史可法等深知，当时整个朝政窳窆百现，积重难返，谁都无法使其有全局的改观，于是希望借西征启其一端，令“不急之工、可已之费，一切报罢；朝夕之宴饮，左右之献谀，一切谢绝”[42]，振奋精神，扭转“偏安”思维，将朝政纳入“恢复”正轨。
反观御前会议，独独对西进不着一字，也就明白南京主导思想上无意于“恢复”。这才是弘光政权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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