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客观起见，作一点说明：史可法说，终弘光一朝不加一兵、一旅未西，严格讲亦非事实。实际上，曾有一支明军主力正式向西北挺进，并抵于黄河南岸的归德。这支军队，便是四镇之一兴平伯高杰所部。
高杰其人，原系李自成旧将，后归降。国变中及弘光伊始，他形象很坏，参与马士英拥立朱由崧的行动、在扬州荼毒百姓、又与靖南侯黄得功大打出手。他是地道的一介武夫，粗暴勇狠，天生草莽气质。但此人内在品质其实相当纯正，我读他的故事，不期想起鲁智深。当时鲁提辖经赵员外介绍，到五台山出家，众僧见其凶恶，皆不欲留，独智真长老曰：此人根性至正，将来“证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57]。这句话，也完全可以用于高杰。史可法督师江北后，苦口婆心做诸将工作，最终被感化的只有高杰。以后的高杰，脱胎换骨，判若两人，直到去世，他的表现称得上义薄云天。
在史可法影响下，高杰很快与其他诸镇从思想和行为上划清界限，跃出污泥，独濯青莲，凡大是大非都能站到正确立场。他是弘光大帅中唯一胸怀恢复大志且能付诸行动的人。七月，朝廷打破对清政策之沉默不久，他就托监军万元吉请示：高杰闻两寇相持，欲乘机复开、归（开封、归德），伺便入秦，夺其巢穴。[58]
可见挺进开、归的军事计划，在他心中存之已久。八月二十四日，史可法代他再次请示：高杰言进取开归，直捣关洛，其志甚锐。[59]
其间，高杰曾致信清肃王豪格，写得光明磊落、满纸血性：逆闯犯阙，危及君父，痛愤予心。大仇未报，山川俱蒙羞色，岂独臣子义不共天！……杰猥以菲劣，不揣绵力，急欲会合劲旅，分道入秦，歼闯贼之首，哭奠先帝，则杰之血忠已尽，能事已毕，便当披发入山，不与世间事，一意额祝复我大仇者。[60]
高杰的转变，有如周处第二，令人称奇。他从驱赶大军蜂拥南下，一心一意找个安逸富庶之地安顿家小、苟且偷生，到拔地而起、仗剑而行、倾巢北进——且是在无任何后援的情况下毅然前往——其大悔大悟，令人肃然。
“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风折大纛，西洋炮无故自裂，杰曰：‘此偶然耳。’遂于十月十四日登舟。”[61]“明年正月，杰至睢州。”睢州即今河南睢县，在归德（今商丘）以西约四十公里。驻于此地的明总兵许定国，与高杰有旧隙，高杰自归德出发前曾与之修好，“贻定国千金、币百匹”[62]，由是不备。乙酉一月十二日，许定国设计杀害了高杰，然后降清。
“可法闻之大哭，知中原之不能复图也。”[63]南京只有一个高杰。斯人既亡，厥无其继。高杰的出现，其实是个意外。是史可法感召力与高杰品性相互激发、耦合的结果，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高杰并未真正投入作战，但毕竟明军一支劲旅已经到达前线。就此而言，不加一兵、一旅未西的说法，似应修正。
然而有个疑问：高杰北进究竟有无旨意？疑问的提出，是因为从基本材料看，在“恢复”问题上，南京当局始终扮演阻挠、刁难角色。这并不表现为言语上的明确禁止（与责任和道义相拗），却实质性地从物质和行动上给以掣肘。比如派饷一事，史可法唇焦舌敝、再三索讨，迟迟不予兑现。为此，素来任劳任怨的史可法，终于少见地发了牢骚：近闻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知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橐鞬为诸镇前驱。[64]
这是八月的事情，到十一月份，据其下属应廷吉说，“额饷虽设，所入不敷所出”[65]。虽发下一些钱粮，却根本不够用。史可法只好另筹，包括屯田甚至亲自求人捐献。例如有朱姓巨富，“公虑经费不足，辄造其庐，请助饷万金以塞众口。”[66]
高杰大军北行，肯定需要足够的军费，但我们却未发现朝廷曾针对这一行动予以拨给的记载。其来源，可能是高杰驻扎江北数月来自征所得（建四藩时，有诸镇可开市征税的许可），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应廷吉说，史可法动员朱姓巨富捐饷未果，后来高杰也找上门，他可不那么客气，采取了打土豪方式，“追赃数十万，减至四万”[67]，似乎弄到一些，但也没尽如其愿。
除军费须自筹补充，进军的指令，我们推测也与南京无涉，而是史可法以督师名义自行下达。这虽属推测，却有侧面的旁证——左良玉兵变后，马士英尽调江北兵力对付左军，连史可法直接指挥的区区几千人也不放过（参阅前文所引史可法《请早定庙算疏》）；可见，依南京主政者的本意，绝不乐于见到一兵一卒远离近畿。高杰所部，在四镇中战斗力首屈一指，对马士英来说，将这样一支主力部队派出远征，可能性完全为零。
因此，假使分析得不错，高杰西进大概是在自筹军费基础上，经史可法个人毅然拍板而来的行动。如此说来，史可法坚称朝廷不加一兵、一旅未西，某种意义上仍是事实。
十一
这个朝廷，国都失陷，疆土分裂，君主自尽。然而，它什么也没有做。
这个朝廷，拥有最多的兵力、最富的区域、最先进的生产力，论有资格打仗与打得起仗，无人能及。然而，从头到尾它没打过一场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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