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主要角色三：一位妓女，一位才子，一位奸佞。他们之间，通过一柄折扇串接起来。妓女恋慕才子，才子以扇定情，奸佞从中破坏，妓女因此血溅折扇——所谓“桃花”，便是溅于扇面的血迹，按照作者的原话：“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2]。
这自是一段古典凄美的爱情，如将其视为“才子佳人”故事，予以体会、感喟和唏嘘，颇为自然。然而，作者却给我们打预防针。他说，只看表面的话，《桃花扇》要么是“事之鄙焉者”，要么是“事之细焉者”，要么是“事之轻焉者”，乃至是“事之猥亵而不足道者”。[3]这绝非他写作的目的。写这作品，在他是一个已揣了几十年的梦想：“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是极郑重的。他回顾，自己还在少年时，族中一位长辈因曾亲身经历，“得弘光遗事甚悉”，“数数为予言之”，特别是“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这一情节，对他触动甚深；多年萦绕，终于酿成一个构思——以“南朝兴亡”，“系之桃花扇底”。[4]所以，在类乎序言的《桃花扇小引》里，他特别点明该剧主旨是：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5]
用我们今天话说，虽然题材和情节似乎是吟风弄月，《桃花扇》的真实主题却并非爱情，而在政治。这极为有趣。如果我所记不错，在政治中挖掘性的元素和影响，或者说从性的角度解读政治，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随文化批评时髦起来的视点。而孔尚任写《桃花扇》，竟似在十七世纪末已得此意。这样讲，是否夸张，抑或有所“拔高”，读过《桃花扇》的人不难鉴识。剧中，李香君这一元素，实际起到一种隐喻的作用，来代表人心向背、是非取舍和政治褒贬。作者让政治立场去决定一位美人的情意所归——政治“正确”者，得她芳心倾许；而政治上的丑类，辄令她性趣荡然。
尤应指出，这位美人，除容貌、颜色上被赋予种种的美妙，从而对于男性普遍地构成梦中情人般的吸引，还特有一个“妓女”的身份。这使她的含义格外具体、固定和突出，而根本区别于“普通”女子。换言之，从身体到社会角色，无论“自然属性”或“社会属性”，她都是一个明确、强烈而纯粹的性的符号。在她身上，那种性之于政治的隐喻意味，不单单是毋庸置疑，简直也就是唯一的意味。
不妨看看剧中有怎样的体现。第二十四出“骂宴”，当着几位奸佞，迷人樱唇吐出了如许的娇音：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6]
侯方域绘像。
侯方域，即侯朝宗，明末“四公子”之一。河南归德人。崇祯间应试南京，流寓于此，与秦淮名妓李香相恋，参加复社活动，忤阮大铖。弘光时，阮得势欲逮之入狱，走脱，投史可法幕。
电影《桃花扇》。
《桃花扇》，孔尚任作，演述崇、弘之间南京的政治斗争。这斗争，在明朝已延续四十年之久。此二者间的消长，关乎江山社稷兴亡。在孔尚任看来，南渡之后阉党得势，是弘光政权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标志。
在第二十一出，马士英得知其党田仰的聘礼为香君所拒，气急败坏：了不得，了不得！一位新任漕抚，拏银三百，买不去一个妓女。岂有此理！难道是珍珠一斛，偏不能换蛾眉。[7]
而阮大铖的几句唱，切齿之余，则酸溜溜地散发了醋意：当年旧恨重提起，便折花损柳心无悔。那侯朝宗空空梳栊了一番。看今日琵琶抱向阿谁。[8]
权力、金钱与性之间向来的对等，突然消失，“新任漕抚，拏银三百，买不去一个妓女”、“珍珠一斛，偏不能换蛾眉”，抑或权力、金钱所暗含的性优势被公然无视，唤起几位高级男性政客内心深刻的失落。来自美艳妓女、天生尤物的否定，较诸直接的政治挫折，也许更加令人意气难平。
孔尚任却显然从中感觉到快慰。实际上，他是把“性”作为奖赏给予所称颂的一方，也作为鄙夷而给予了另一方。在他，这是历史批判的一种依托，一种方式。此即开场第一出侯方域登台自报家门时点出的“久树东林之帜”、“新登复社之坛”，以及吴应箕那句“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乱的揭帖”，所共同透露的内容——一直以来存在于南京且日趋激烈的党派斗争。这斗争，在明朝已延续四十年之久，一边是作为近倖小人集团的阉党，一边是坚持道义、真理与改革的知识分子阵营。此二者间的消长，关乎江山社稷兴亡；至少在孔尚任看来，南渡之后阉党得势，是弘光政权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标志。
二
虽然我们不会像孔尚任那样，把明朝消亡仅仅归结于政治和道德；毕竟，将近四百年之后，我们已经走出了古典兴亡观及其话语体系，而拥有更多的观察角度和不同的思考方向。可是，《桃花扇》所着力表现的内容，在短命的弘光朝历史中仍有分量，乃至是相当重的分量。
这是那时代所特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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