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说去，还是历史高度问题。农民起义作为社会现实酿出的苦果，有其不可避免性，也完全值得理解，然而它确实并不处在时代、历史的高度上。在明代末年，是谁体现了这种高度？对此，只要尊重事实、直面历史，都不难于回答：是新兴经济和文化所催生的士绅、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到并进而承认这一点，首先需要跳出“阶级斗争为纲”思维，将目光落实和聚焦于先进生产力这一历史大局。反之可见，这么多年由于义理之蔽，我们对自己一段重要历史，怎样认识不够、偏颇乃至严重误读。走出这遮蔽，明末历史不单自己要浮现焕然一新的面目，很可能将使中国的古代史、古代文化被重新看过。我们看见，在社会和历史的质变的刺激下，明末有了立足于自我、个体的强烈的私有观念，而以此为引导，进而有“平权”的意识，又从“平权”意识中发展出对君权、独夫的批判。将这种思想脉络连结起来，最终它将指向何方，对已置身现代文明的我们来说，答案不言自明、相当简单。这里先要分辨一点：“私有”的现象、现实的存在，不等于有明确、完全的私有观念或私有主张，后者必以个人独立权利的认识与诉求为前提。在中国，私产的事实从春秋时代公田变私田起即已发生，但二千多年来，私产存在的事实与私有观念或私有主张的形成并不同步，原因是对私产的承认没有与个人独立或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挂钩。在大一统君权伦理中，君犹父，民犹子，这种以家庭比喻国家抑或将国家缩微于家庭的解释，旨在限制社会的真正独立性，百姓万民不过是一个庞大家族的众多支系，在生活层面有自己的单元、空间，在伦理或法理上却仍归家长（君父）所有。因此，中国虽容纳了私产的事实，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如果有，亦仅是皇帝一人所享有之私有制，国家为其私有，万民为其私有，官员薪酬取之赋税却认为自己乃是“食君禄”……但这历来的认识，在明末切切实实面临突破。黄宗羲提出新的社会政治伦理：“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17]；正当的国家，是让所有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敢自私”“敢自利”[18]的国家；应该根据这样的逻辑和原则，重新立法，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19]。面此表述，我们该认其为中国真正发生私有观念之始；它与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鼓吹的私有观念，比如蒲伯所谈“社会的正义靠自私来维系”[20]那样的意思，既在同一方向，也在同一高度。
这样推崇私有观念，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旦有这种观念，过往一切价值都将纷然披解，伦理基石将被更换，个人或个体将就此崛起。在私有观念的拱卫下，每一位个体都有天然的平等地位。从本质上说，私有观念是一种人权观，而非财产观；它所肯定和欲加保护的，远不仅只是“财产”和“有钱人”，而是每个人依天赋人权理当拥有的一切：他的身体、他的精神、他的自由、他的尊严……只有愚民主义，才将私有观念曲解成唯独富人受益之物。事实上，私有观念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不论他们是贫是富，是平凡是显赫。它让社会真正回到对个人的尊重，真正摧毁了基于权力的人身依附。极而言之，私有观念下即便流浪的孤儿、身无分文的丐民，也比专制制度下腰缠万贯的富人更富有，至少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得践踏，而后者却随时可能被不受约束的权力剥夺一切。
私有观念不立，则平等思想无所由，平权意识无所出。黄宗羲说，君权之下，“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君之视臣如仆，臣之视己为妾，维持着一种卑怯苟且的关系，与“礼之备与不备”全无牵涉（这里，“礼”不妨换为“理”）。于是，他提出自己心中合理的君臣关系：“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21]——第一，没有坐享其成者，大家都应该是劳动者；第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主仆之分，大家只是共事者。彼此关系，是互相依存、合作，不能一方发号施令、一方匍匐服从……假如我们对自古以来的君臣伦理略知一二，大概都不能不震惊于他的“肆无忌惮”、“犯上作乱”。过去，我们只知有李自成那样的“造反者”，现在才知道，跟黄宗羲相比那些“造反者”算不了什么。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是将旧皇帝反下台、自己去做新皇帝。黄宗羲不然，他直接否定了君权，把它从独大、独夫位子拉下马。这不是造反，这是发动一场革命。
总之，中国历来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乃至人人心头暗揣的皇帝梦，到明末，终于有人起来将它彻底击碎了。皇帝字眼，在黄宗羲那里已彻底是负面的存在：“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2]“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而类似批判，并不仅见于黄宗羲，实际是明末清初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例如雍正间吕留良案，案主曾静在其《所知录》中，将过往皇帝一语概括为“光棍”，提出对皇帝“成份”加以彻底改造：“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23]此话的重点，与其说鼓吹儒者当皇帝，毋如说鼓吹“知书”方配得上治国。因为“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会讲道理、不胡来。善意、理性的政治，只能是讲道理、不胡来的政治。对此，他们有原则，甚至也有初步的制度构想。原则方面，黄宗羲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24]，权力不代表真理，权力与真理不构成等式，这与我们今人“反独裁”是同样的意思。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扼止独裁的办法，就是“公其非是于学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25]这里的“学校”，与现在纯粹的教育机构有些不同，或可解释为国家政治人材储备地。里面的人，既是学生身份也是未来的从政者；他们“知书”、有知识理性，当前又置身“朝堂”之外，与乌七八糟的利益无关，大致相当于有独立见解的专家型政治评议人。所以，“公其非是于学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这样的环节即便一时谈不上政治决策过程民主化，但对君权发生一定约束、制衡作用，显然是可期待的。其实更重要一点在于，这是新的政治思路和方向的打开、开启，沿此探索下去，谁能说中国人断然提不出类似代议制那样的设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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