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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弘光纪事_李洁非【完结】(60)

  [77]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76页。

  [78] 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281页。

  [79]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494页。

  [80]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0页。

  [81]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2页。

  [82]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3页。

  [83]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4页。

  [84]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5页。

  [85] 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八册,学苑出版社,2005,第505页。

  [86]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华书局,1974,第7941页。

  [87] 徐鼒《小腆纪传》卷五十三列传四十六儒林一,中华书局,1958,第571页。

  [88] 黄宗羲《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65页。

  [89] 徐鼒《小腆纪传》卷四十六列传三十九义师一,中华书局,1958,第480页。

  [90] 侯方域《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壮悔堂文集》卷三,商务印书馆,1937,第53页。

  [91] 赵尔巽等《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八遗逸二,中华书局,1977,第13851页。

  [92]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七十九,中华书局,1974,第7143页。

  [93] 马其昶《桐城耆旧传》,黄山书社,1990,第177页。

  [94] 徐鼒《小腆纪传》卷十四列传七吴适,中华书局,1958,第160页。

  [95] 徐鼒《小腆纪传》卷十九列传十二周镳,中华书局,1958,第207页。

  [96] 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97,第122页。

  [97] 夏允彝《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上海书店,1988,第308页。

  [98]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中华书局,2006,第327页。

  [99] 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97,第122页。

  [100] 夏允彝《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上海书店,1988,第308页。

  [101] 据李清《南渡录》,《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385页。

  [102]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8,第210页。

  [103]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八,中华书局,1974,第7943页。

  [104] 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2008,第203页。

  [105] 郭沫若《夏完淳》,《夏完淳集笺校》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573页。

  [106] 夏完淳《续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上海书店,1988,第322页。

  [107] 夏允彝《幸存录》,《明季稗史初编》,上海书店,1988,第293页。

  [108] 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97,第114页。

  [109] 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页。

  [110] 黄宗羲《汰存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329页。

  降附·名节

  降附名单中不少人,历来“遇事敢言”、“有直声”,清议甚佳,乃至是东林、复社名士。在盛行以名节论是非的明末政坛,这令人大跌眼镜,构成十足的反讽。观察这个“名节”系统,我们除了从中看到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形态,也看到了历史的阴影。

  一

  明末投降问题,既引人注目,又淆乱迷离。

  当时,杨士聪写了一本小册子《甲申核真略》。他在“凡论”里说:称核真者,以坊刻之讹,故加核也。坊刻类以南身记北事,耳以传耳,转相舛错,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者,其不真也固宜。[1]

  他所讲的“坊刻”,指甲申国变后推出的一批书。明代印刷术既已发达,而明人的时事意识、政治意识、新闻意识、市场意识更是前所未有。惊世之变后,出版家反应迅疾,第一时间付诸行动。他们知道什么书好销,也知道怎样内容合乎读者口味,于是,以亲历、见闻的名目,或编或撰,大量推出纪实作品。以我看来,这其实是中国的第一次纪实作品出版热。不过也跟今天相仿,名曰“纪实”,里面却有不少属于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亲历、见闻的旗号,实际只是道听途说,即便捕风捉影、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一类情形,亦复不少。一个主要原因,即如杨士聪所说,“以南身记北事”。好些编者、作者,事变发生时,根本身在南方。既然并不在场,况且又是短时间匆就,哪怕没有捏造之心,对实际事实疏于核实终归难免。举个例子,后被阮大铖借题杀掉的周镳,便是“以南身记北事”的一位。他一个人就编辑了两本这样的书,一名《燕中纪事》,一名《国变录》,被失睦的亲戚告发为“私刻”。[2]这两本书,我们现在不能看到,难断其质量;不过以其远离北京,仍敢采用《燕中纪事》《国变录》这样追求现场感的书名,确令人不得不抱一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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