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纪实热”中的失实和作伪，杨士聪概括了三种主要情况。一种无意，一种故意，一种刻意：综前后诸刻而论之，有三变焉。其始国难初兴，新闻互竞，得一说则书之不暇择者，故一刻出，多有所遗，有所误，有所颠倒，此出于无意，一变也。既而南奔伪官，身为负途之豕，私撰伪书，意图混饰，或桃僵李代，或渊推膝加，且谬谓北人未免南来，一任冤填，罔顾实迹，此出于立意，又一变也。十七年之铁案既翻，占风望气者实烦有徒，归美中珰，力排善类，甚至矫诬先帝，他为收葬之言，掊击东林，明立逢时之案，捉风捕影，含沙射人，此阴险之极，出于刻意，又一大变也。[3]
他的概括，算是比较全面了。情况确如他所说，当时，有关北京的真相，有多种原因可以导致歪曲与变形。不过，杨士聪没有提及他为何要如此强烈地批评和抱怨“不真”、“风马牛不相及”、“耳以传耳，转相舛错”。他有难言之隐。
崇祯十六年，杨士聪任职左谕德，甲申之变他正在京城，和其他数百名京官一道，被李自成逮捕、羁押，当众官遭受酷刑时，他却因与闯军部将王敦武交好，受到保护。后来，李自成溃走，满清入城，他又通过已经降清的门人方大猷帮助，脱身南逃。但有报道说，他投顺了李闯，得授官职“伪户政府少堂。徐凝生《国难纪》云：‘亲见门粘钦授官衔。’”[4]
关于杨士聪曾经投降，似为孤说，姑置不论；然而他先后从“寇”“虏”两边都得到好处，总是事实。假如再加上未能尽“主辱臣死”的义务，那么，这个从北京全身而退的明朝中级官员，道德层面上便有三个难言之隐。南来后，这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他仍希望为朝廷做事，史可法也曾请旨以他为江北监军，然而“不果”，只好落寞过江，辗转迁徙，年五十二而终。吴伟业为作墓志铭，论之：“悒悒不得志以死”，“忠矣而不遂其名”。[5]
无疑地，《甲申核真略》在他实为“发愤”之作。以当时舆论，明朝诸臣在闯军帐下受刑辱而不能死，即为可耻，像杨士聪这样，居然能够毫发无伤地从北京逃出来，更必然大亏名节。针对这种氛围，杨士聪愤然写道：自南中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坊刻竖儒，未喻厥旨，乃谬引刑不上大夫之说，横生巧诋，何比拟之非伦也。余偶未罹贼刑，兹于受刑诸臣，悉为明著于篇，以质公论。[6]
从这段话可见，“北来诸臣”怎样变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道德义愤不留丝毫余地，北京每个幸免于难的官员一概有罪，而为众口唾骂、千夫所指。杨士聪以为其中存有极大不公，今天我们也以为如此；他指控南方出版物在报道、记述和反映甲申之变上，存在以道德劫持事实或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歪曲事实的情况，我们也同意这一看法。不过，他的反驳与澄清不仅徒劳，甚至天真可笑。在当时，别的不说，单单他“偶未罹贼刑”这一点，就绝不可能得到谅解。面对这种情节，每个人所展开的想象都将是：此人必已降贼。
更极端的例子，是光时亨。他在崇祯末年任刑科给事中，以城破前“力阻南迁”闻名于史。多种史籍述称，城破后光时亨降于李自成，如《甲申传信录》、《弘光实录钞》等等，总之持其说者甚众，大约正如杨士聪所说“耳以传耳，转相舛错”，互抄互袭，以致最初所出已不可考。几年前我写《龙床》，从诸家唯见此说，未尝疑之；嗣后，偶然读到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中的《光给事传弟五十一》，这才知道光时亨降闯也许子虚乌有。据该书述，城陷之时，光时亨正与御史王章巡城，混乱中王章被杀，光时亨从城墙堕落，摔坏左腿，爬到一间尼庵，半夜自经，被尼姑发现解救。又与御史金铉一齐投河，金铉身亡，光时亨则被人救起。之后“潜行南还”，在宿迁被刘泽清派士兵捉拿，送到南京。阮大铖因旧怨，将其列入附逆案中，乙酉四月与周钟、项煜等同日被杀。到唐王朱聿键时，其子光廷瑞替父伸冤，给事中方士亮具疏求平反，得到黄道周支持，“得旨昭雪”，恢复原官衔，又授光廷瑞以内阁中书之职。[7]
马其昶称其所本为《桐城轶事》，以及左光先的《野史辨诬》，前者“记被诬下狱及昭雪事甚详”。这两件材料，我都不曾眼见。比之于光时亨曾降李闯的众口一词，马其昶一家之言有些单弱，我们未必立刻加以采信。但这种在同一件事上南辕北辙、截然相反的叙述，提醒我们充分注意明末历史的复杂性。
二
如杨士聪所说，在南方，“北来诸臣”背负了沉重压力，身陷白眼之中。这处境，固然源自一种极端化的伦理道德话语（后面我们再具体讨论），但也要看到，北京陷落后发生的许多事，对明末的精英阶层构成很大打击，使他们倍感颜面扫地，难对世人。
《甲申朝事小纪》开列了投降李闯的明朝官员详细名单，具其姓名及所授官职。那是一份相当长的名单，我逐个数下来，总计一百四十五人。其中分三种情形：迎降拥戴者、接受大顺委任者、得录用而未授职者。[8]《平寇志》也写到大致相同的情形和数目，只是未曾具体列出每人姓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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