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下，王孙蕙对于藏在袖中的那篇奏章，很下了一番功夫，可谓得意之作。中有佳句：“燕北既归，宜拱河山而受箓；江南一下，当罗子女以承恩。”一时盛传。宋企郊传达了李自成的评价：“主上以公表及周庶常草诏，可作新朝双璧。”[19]“周庶常”指周钟，其《劝进表》也写出了漂亮的颂词，稍后我们可以欣赏。
三月二十三日，崇祯遗体收殓入棺，陈放于东华门某庵，命明朝官员前来告别。文秉《烈皇小识》述其场景：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20]
“哭拜”，表示对死者仍守君臣之分；“拜而不哭”，则是既不愿落得忘恩负义的骂名，又忌惮开罪新统治者、引火烧身；至于“睥睨过之”，当然是清楚地表示与旧主一刀两断。第一种人仅三十位，第二种六十位，而第三种多到不必计数，以“余皆”二字括之。我们难以确切说出明朝京官总数。从《宪宗实录》中看到，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亦即朱棣忌辰那一天，于奉先殿举祭，点名后发现“文武官不至者一千一百一十八员”。[21]前面所引《明季北略》，也称三月二十一日在承天门投顺的人数，有一千三百多；而“廿三辛亥诸臣点名”一条，又有“百官囚服立午门外，约四千余人”[22]之句。可见明朝京官是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他们当中，只有三十人做到仍然效忠崇祯皇帝，六十人愿意承认曾经是崇祯皇帝的臣属，余下的，全部“睥睨过之”了。
这比例有些惊人。
三
在中国，投降属于丑行，一般认为投降者多是些品质低劣或驳杂的人。然而甲申之变，人们发现并非如此。降附名单中不少人，历来“遇事敢言”、“有直声”，清议甚佳，乃至是东林、复社名士。例如陈名夏、周钟、侯恂、龚鼎孳、魏学濂、张家玉、方以智，包括前面曾经提过的杨枝起。在盛行以名节论是非的明末政坛，这令人大跌眼镜，构成十足的反讽。到弘光间，过去一直作为“小人”而被打压的阮大铖之流，对此如获至宝，以“顺案”之名（以李自成号“大顺”及诸臣投顺，一语双关）打击报复，虽属借题发挥，却也有根有据。
侯恂，河南归德人，明末四公子之一、《桃花扇》主角侯方域之父，前户部尚书、东林耆宿，名将左良玉所以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就是因为曾受侯恂提携。他于崇祯九年（1636）因失职而下狱；三月二十日，闯军克京翌日，他便和另一罪臣董心葵自狱中放出，二人“备言中国情形及江南势要，自成大赏之”。二十三日午门点名，众降官“囚服立午门外”，“日晡，自成出，据黼座”，侯恂则作为投诚模范，与大顺诸要人牛金星、刘宗敏、李过等，登上午门、“在主席台就座”了。[23]他在大顺政权中的官职是“工政大堂”[24]，等同明朝的工部尚书。然《甲申核真略》有独家之说，称闯军欲用侯恂为侍郎，“恂不肯，要以大拜，贼即许之，俟东征旋师如约”，即等李自成从山海关班师后正式举大拜之礼，末了，“贼败归西走，因不果”。[25]杨士聪既以亲历者身份述之，我们便引在这里备闻。但这一材料只涉及侯恂是否正式授职，不涉及是否投降，后一事实还是不变的。
陈名夏，南直溧阳人，崇祯癸未（1643）会元、探花，官编修，兼户、兵科都给事中。他是复社大才子，归降李闯后，仍授编修。有关他的投降，《明季北略》讲了一段曲折故事。城陷后，陈名夏匿于其北京小妾娘家。得知崇祯煤山自缢凶信，几次自杀，都被小妾一家解救。之后，潜出逃遁，途中被闯军抓获。不料，审讯他的闯军王姓刑官，原系山西诸生，昔时南游受困，在溧阳遇到陈名夏，陈留其一饭并赠程仪少许。此事与其人，陈名夏早已忘却，王某却铭记在心，此时邂逅，即刻相认。陈因而免祸，但“涕泣求去”，王某却说：“先生大名在外，去将安之，留此当大用。”陈坚不从，悄悄溜走，途中又遭俘获，陈自称系被王某所释，于是送回王处。这次，因王某荐举之故，被授编修；其间，又因有亲戚打着他的名号，得王某宽刑减罪，“于是陈通贼之名大著”。而陈名夏对所授“伪职”终不肯就，“日夜求归”，王某拗不过，“乃赠其行赀，阴护出城，故陈归最早”。计六奇说，故事得之“北来一友，述之甚详”；同时又表示，这与一般所知究竟大相径庭，“未敢擅为出脱也，姑附所闻，以俟公论。”[26]即便陈名夏降闯之事存疑，他于弘光元年从“从贼案”脱身，跑到河北大名府降清[27]却是千真万确。他是清朝的第一任吏部“汉尚书”，后至“宰相”（弘文院大学士），为清初“南臣领袖”。
魏学濂，浙江嘉善人，东林巨擘魏大中次子。他一家在明末声望极高，海内景仰。乃父英名不必说，即其兄长、魏大中长子魏学洢，也被目为人间楷模。魏大中狱中惨死后，魏学洢领得父亲尸体，千里“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崇祯初，有司以状闻，诏旌为孝子”。[28]魏学濂本人到甲申之变前，也都高风亮节，“有盛名”[29]，曾在崇祯元年从浙江徒步至京上访，伏阙讼冤，血书上疏，致“天子改容”[30]，对推动东林党冤假错案平反，有重大贡献。李自成逼进京师，他屡有建言，引起崇祯重视，特别召见，准备委以重任。“无何，京师陷，不能死，受贼户部司务职，颓其家声。”[31]《平寇志》、《甲申朝事小纪》等，都明确记载他就任大顺“吏政府”司务，后来官方《明史》也采取了这一说法。但其降附经过，扑朔迷离，诸说竟至悬殊。一说城陷后魏学濂与陈名夏、吴尔壎、方以智相遇于金水桥，大家商议以死报先帝，魏学濂反对，说：“死易尔，顾事有可为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轻一掷也。”并说出了太子等尚在，自己所联络的真定、保定义师“旦暮且至”这样的理由。后传来太子被捉并遇害的消息，而所约义师迟迟不至，于是，魏学濂赋绝命诗二首而自缢。这段叙述，毫未提及降附之事，此为“未降说”。然而，《明季北略》同时也录述了截然相反的说法。例如《忠逆史》：“学濂初闻贼急，有老仆经事大中（自魏大中时即为魏家仆人），劝主人尽忠，勿负先老爷一生名节，学濂唯唯。先以事遣此仆归，遂率先投款。初改外任，以韩霖荐，留用，授伪户政府司务。”《北回目击定案》则描述了魏学濂做“伪官”的情状：乘一头驴，“穿伪式黄袍，负一伪敕，在草场阅刍，指挥得意。”[32]除上述叙事外，彭孙贻《平寇志》亦陈有具体经过：学濂与山西解元韩霖同受天主教，霖荐学濂于金星。学濂廷谒，金星曰：“汝是忠孝之家，必当录用。”引见自成，再拜曰：“小臣何能，不过早知天命有归耳。”授户政府司务，学濂献平两浙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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