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先秦儒家一则还没有对君主非忠不可的“忠君”思想，二来“忠”之一字亦非唯君主才配享用，而是人与人正直以待的普遍道理。在先秦，假如越出儒家范围之外来看，“忠”字甚至不一定是好的字眼。我曾于《十批判书》见郭沫若引用一段慎到的话：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国。[94]
然而人人皆知，中华有四德：忠、孝、节、义，而以“忠”居其首。很多人以为这“四德”是自古就有的体系。但通过上述追溯可知，居“四德”之首的“忠”字，在孔子、孟子那里，第一重要性并不怎么突出，第二并不具备后来的含义或主要不是后来的含义。所以，这个“忠”字挂帅的道德体系，不是真古董。那么，它究竟是何时的杰作呢？
我们不妨以明代为终点，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向前寻其踪迹。结果发现，大部分朝代都要排除掉，因为它们并不真正奉儒家伦理为圭臬。这里，附带指出我们知识上一个普遍的误区，即，但凡说到儒家思想和伦理，人们十有八九以为它在二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一直居统治地位。其实，那是没有的事。
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自帝制以来，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二十五个朝代（依《二十五史》计数），儒家称得上居统治地位的，前后不超过五个朝代[95]，只占五分之一。秦代仅尊法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魏晋是一段张扬个性、及时行乐的时光。南北朝佛教最时髦。由隋至唐，儒教总算有些起色，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他是儒家的大人物，对儒家复兴居功至伟，但从另一面看，既然到他这里才“起八代之衰”，可知先前儒家一直颓唐不振，事实上，韩愈也未能使唐代成为儒家一统天下，总的来说，儒、佛、道三家在唐代此消彼长，最多打个平手。至于五代十国和元代，大家知道它们一个是“五胡乱华”，另一个索性“以胡灭华”，都未给儒家多少空间。
到此为止，我们尚未提到的便只有两汉和两宋。确实——尽管说来有点难以相信——到明代以前，大约一千五百年间，只有汉、宋两朝真真正正“独尊儒术”，是儒家的一统天下——这还要除掉武帝之前的西汉初期，那时尊的是黄老之学。那么，忠君观是由汉儒开发出来的吗？否。尽管汉儒开了“独尊儒术”的先河，可他们却不那样暮气沉沉，相反，汉儒的精神很是向上而进取的。限于篇幅，这里长话短说：汉代道德风尚，有“孝”的热诚，对于“忠”字却只淡然；他们并不欣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气节。
于是，只有宋了。不错，我们如今以为“自古便有”的以忠、孝、节、义一字排开的美德次序，是晚至宋代才演述和开发出来的价值观，距今也就一千年历史。此前中国不特别地讲究这一套；或虽然有之，却非人人为之匍匐的天条，比如贞节这东西，宋以前妇人改嫁另适者从不稀奇。
关于“忠”字如何经宋儒阐释，脱离古意、被匡定为礼法那种特定伦理关系，笔者从《朱子语类》中恰好见到一条相当直接的凭据。讲学中，朱熹教导说“事君须是忠，不然，则非事君之道”[96]，这引来学生赵用之的提问：用之问：“忠，只是实心，人伦日用皆当用之，何独只于事君上说‘忠’字？”[97]
结合我们先前对“忠”字的考察，显然，赵用之的疑惑正原自先秦时孔孟的本义。其次由这一问，我们也确切知道，直到那时“独只于事君上说‘忠’字”，还是一种新有的界说。对此，朱熹答道：曰：“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须于此说‘忠’，却是就不足处说。”[98]
他说，父子兄弟夫妇之情，发自内心，源于天性，君臣却不是这样，虽然合于天理，却更多靠义务维持。既然主要是义务，人便易生“苟且”之心，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为弥补这弱点，就需要在君臣之间特别地强调“忠”。
这真是一个应该瞩目的重要时刻。由这番问答，我们亲眼目睹“忠”字怎样从“人伦日用皆当用之”的一般道德，变成“独只于事君上”的特殊道德。从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再也不能从这种语义逃脱，明末那些愤怒的焚掠者如此，“文革”中高呼“三忠于四无限”的我们也不例外。《朱子语类》还有一句问答，也让我惊奇不已；一位曾姓弟子谈自己的理解：“如在君旁，则为君死；在父旁，则为父死。”朱熹基本肯定，却又细致地做出纠正：“也是如此。如在君，虽父有罪，不能为父死。”[99]里面的意思让人眼熟，搜索记忆，然后想起“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不过，宋人虽对中国伦理有如此重要的贡献，自己其实却没来得及很好享用。一则理学真正成大气候要等到南宋，有些晚；而我们知道，从北宋初期直到中期，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多少方巾气。二来理学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演为一般社会道德范式，需要一个传播过程，尽管二程、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的讲学已不遗余力，但尚局限在知识阶层，对普众的影响，还不能立竿见影。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