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讲的“古代”，比我们现在一般所称早很多，起码在春秋以前，亦即早期国家时期。“赋而不税”的意思，是当时只有赋还没有税。不过“但赋地力，不征地租”这句话，中间缺少一些环节，乍看不易理解；而胡适随后的解释也不完全恰当——之所以在赋以外又出现了税，原因并非“国用不足”，主要是“公田”之外出现一定规模的“私田”，对于后者，国家以收取租费的方式加以承认，并使之与前者相区别，这便是起初税的由来。
我们应注意“赋”这个字的古义，与兵、行伍、兵役相通。《论语·公冶长》：“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朱熹注解说：“赋，兵也，古者以田赋出兵，故谓兵为赋，《春秋传》所谓‘悉索敝赋’是也。”[5]又，《周礼·地官·小司徒》：“以任地事而令贡赋。”郑玄注解说：“贡谓九谷山泽之材也，赋谓出车徒给繇役也。”[6]胡适所论就是据这一句。其实，我们留心一下“赋”字的组成——一个“贝”加一个“武”——即略知它的原意。贝壳在文明早期曾用作货币，以“贝”为偏旁的字一般都与财物有关，故而“贝”、“武”为伍，无非是以财助武。由此可见，赋最初产生时，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国家乃利益共同体，它向人民提供保护，人民也须一齐出力使国家拥有这种能力。怎样出力呢？一是物力，如粮食、车辆、工具、布帛等各种物资（货币发达后，也包括金钱）；一是人力，包括服兵役或被征为劳役。
当时主要以田地的多少来分配和计算所承担赋的大小，所以也称“田赋”，此即胡适所谓“赋是地力所出”。但春秋以前，土地还不曾私有化，土地是以“分茅列土”的方式，封赏给诸侯领主。名义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统属于王者，封国之君只是领有其地，但后者负责组织耕种并享受部分利益。这当中，涉及到古代田制问题，例如“井田”是否存在，由于文献不足，历来争论无定，我们在此不便也不须具体介入。不过应能肯定，在古代土地所有权方面，不是后来的个人私有性质，而是所谓“公田”（“公”在这里，不宜等同或套用现今之“全民所有”概念），其法定拥有者是王室，王室则将土地世袭领属权授予诸侯领主。根据古籍，“公田”产生的赋，为十取其一。阮刻本《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说：“公田之法，十取其一。”[7]孔颖达疏引赵岐注曰：“民耕五十亩而贡上五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耕百亩彻取十亩以为赋。”[8]不过，这十取其一之赋，是尽归王室，还是诸侯领主亦从中分一杯羹，不得而知。鲁哀公曾对孔子学生有若说：“二，吾犹不足。”田赋从十取其一提高到十取其二，他仍觉不够用。对此有若做出了那个有名的回答：“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9]从这番问答，似乎田赋并不通通归于王室，诸侯领主也部分据为己有，也许这是春秋时期王室开始衰微以后的情形。
综上所述，古代由“公田”产生的赋，不是劳动者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的关系，而是诸侯领主作为“王土”领属者向国家（王室）履行的义务。借《诗经·小雅·北山之什》中《北山》一诗，我们粗粗知道一点具体情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盬：止息，停歇），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10]
诗以诸侯领主治下某小吏口吻写成，他终年忙碌、筋疲力尽，以应“王事”，而感叹着“王事靡盬”。头一句所提到的枸杞，便是王室贡赋的内容之一。他还抱怨，虽然“莫非王臣”，但“大夫”（高级官员）却置身事外，“燕燕居息”、“息偃在床”、“不知叫号”，贡赋压力都在“我”这种小吏身上。既然小吏都为此“尽瘁事国”、“惨惨劬劳”，则从事实际生产的劳动者，负担更可想而知；对于他们，作者以“叫号”（呼叫号哭）给予形容。
“赋而不税”的情形，是随王权的兴衰而改变的。孔子于《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记道：“初税亩。”[11]不多不少，只有这三个字，然而，“微言大义”。这三个字，标志中国历史一大变故，千百年来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税”字，就此立足。
左丘明替孔子这貌似不动声色的三个字，作了是非明确的“传”：“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12]
有关这句话，我们援引一下胡适的看法。他说：“藉字训借，借民力耕田，公家分其所收，故叫做藉。”又说：“藉即是赋”。[13]也就是说，左丘明指出，初税亩是不讲“礼”、违反古制的，自古民力所出只有十取其一的赋，如今却超出于此再收一份，这是与民争财、夺财于民。他的用心极好，不过初税亩的提出，却并不只是简单的道德问题。其背后，是私田的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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