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尚有许罪官输银自赎、命官员佐工（捐款）等着数，不一而足。过去，把“拜金主义”安在资本主义头上，好像只有资本家才掉在钱眼儿里。其实“封建主义”何尝不爱钱？眼下，明朝便毫不掩饰“金钱至上”的嘴脸，为了钱，礼义廉耻全顾不上了。
说来亦属无奈，该收的钱很多收不上来，例如，“两浙巡盐李挺欠课二十六万两”[129]，苏州、松江两府三年欠征三百十一万八千五百两，已征而未上缴九十五万六千多[130]。朱由崧急眼了，和朱家诸先帝一样，他开始疑心大臣办事不利，而派所信任放心的阉奴到地方催要。五月十五日，登基当天，即命太监王肇基前往浙江督催金花银，被高弘图劝阻，朱由崧毕竟刚从监国“转正”，不便坚持，乃“责成抚按严催，不许怠玩”。[131]过了几个月，他不再客气，“遣司礼监太监孙元德往浙闽，督催内库及户工二部一应钱粮”，“凡年额关税、两浙盐漕、备练商价、给引行盐，一概随解。”[132]
事情周而复始。仅数月，曾经以“与民更始”面目出现的弘光政权，便打回原形。有御史名彭遇，在《爝火录》中是个反面人物。他对马士英说：“岳武穆言大，文臣若不爱钱，高爵厚禄何以劝人？武臣必惜死，方养其身以有待。”他主动请缨“募兵十万”，别人问他“饷从何出”，答：“搜刮可办也。”[133]我观其言，倒不失坦率。“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是岳飞名言，彭遇敢于驳斥，道德上可鄙，证之以现实反而不错。至于“搜刮可办”，更是不折不扣的大实话。不搜刮怎么办？敢问有谁能够不搜刮而搞到银子？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后来户部正式奏请，在徽、宁等府“预征来年条银”[134]，朝廷又回到寅吃卯粮的老路上了。
八月，与弘光帝和太后她老人家母子团聚的同时，在内臣亲自坐镇督催钱粮的浙江，“东阳民变”复起。先是，“县令姚孙榘（《爝火录》作“姚孙棐”）借名备乱，横派各户输金”，当地一名叫许都的富户，被坐“万金”，却只拿出来几百两，姚孙榘大怒，“指为结党造反，执而桎梏之，时输金者盈廷，哄然沸乱”，在县衙当场把姚孙榘拖到堂下痛打，后陈子龙与许都友善，以免死说其自首而已，不料浙江巡抚左光先背信，诛杀许都等，复激事变，左光先调兵镇压，致东阳、义乌、汤溪数地民众“各保乡寨拒敌”，而官兵大败。[135]
此事后虽平息，却像一道丑陋的伤疤，刻在弘光朝面黄肌瘦的脸上。
十一
关于明末财政，历来谈得最多的是拮据。无论在当时臣工奏章，还是后人史论中，缺饷、逋欠、灾减之类字眼，随处可见。这些，都突出了一个“无”，令人们注意力容易放在所谓“困难”上，进而把原因归之于动乱、战争、天灾等“客观因素”或“不可抗力”。
其实，明末财政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此，比所谓“困难”更严重的，是“乱”。它比较隐蔽，内在于体制之中，缺乏透明性，极易被所谓“困难”所掩盖。战争消耗多少、一年赋税欠收多少、天灾造成粮食减产多少，这些数字可以统计出来，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但是，有多少钱因制度之故暗中化于无形，不单普通民众不知道，甚至连政权及其官僚系统本身往往也不清楚。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甲申五月二十六日，御史米寿图疏论“清核钱粮”。他说：军兴以来，民间搜括已尽，库藏空虚已极，今加派已荷新谕蠲免，而朝廷之有仍还之朝廷。如先帝发造舡银两，果否造舡若干？费银若干？余银若干？如发兴屯银两，今屯未兴而原银化为乌有。若置之不问，亦可惜矣。诸如此类者，当察明清理，为兵饷之用……今后不论是何衙门，有一官便有一官职掌，不得坐耗储糈，见害则避，见利则趋，须改弦易辙，实心为国雪耻复仇，以尽臣职。[136]
他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注意：许多钱下落不明且不被追究，成为无头账。从他的叙述，我们发现两点：第一，不是贪污造成（虽然可能存在贪污），而是制度混乱所致，疏漏百出，支取、投放之后并不随以严格的审计；第二，这里只举了军队造船、屯田用银两个例子，但推而可知必不限于此——制度相同，既然此处稀松，他处也绝无严谨周到的道理。
还有一种情形。例如乙酉年二月二十二日，御史郑瑜纠朱大典先前任漕抚时“侵赃百万”。圣旨批答：“朱大典创立军营，所养士马岂容枵腹？岁饷几何？不必妄计。”[137]郑瑜所纠固然有不属实的可能（不负责任或出于派系的纠弹并不少见），但圣旨的批答也实在糊涂得紧。糊涂之一，仅凭推测、未经核实，即假定那笔钱用于军饷开支；糊涂之二，就算用于军饷，漕银是漕银，军饷是军饷，两笔款子应按规程各自收发，岂能随意混淆、处置？这都显示制度本身太过苟且。
现象显现于财政，但根子在别处。如果朝廷能够认识到手中钱一毫一厘都来自百姓——像本文开始所说——国家的作用不过是汇聚民力、代为管理并使之用于国家共同利益，它还会这样玩忽人民钱物吗？问题就在于朝廷把人民的钱，看成了自己的钱，怎么用都是它的自由，糟蹋掉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