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民劫掠的对象，主要不是本地富户。后者一般蓄有家丁，庄园也筑有围堡，足以抵挡无组织的自发乱民。同时，中国乡村庞大严密的宗族关系，也发挥了令乱民“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作用。因此，受害者多是因战乱而生的大量逃亡者。这些人中，有不少官吏、儒生和商人甚至王族，想象中往往携有浮财，是很好的洗劫对象——之所以说“想象中”，是因很多人仓皇而逃，实际已不名一文。
例如边大绶。他最有名的事迹，是崇祯十五年在米脂县令任上，毁李自成祖父、父亲之墓，将骸骨“尽数伐掘”“聚火烧化”。甲申时，他已回到河北任丘老家，与人“密谋欲兴义师”。四月底，闯军自北京溃退，一股部队出现在任丘，将边大绶捉住，五月初一启程押往太原。在途凡七日，清兵追击迫近，边大绶乘隙逃出。后来他将这段经历记为一文，题《虎口余生纪》[8]。后半部分，记从闯军逃脱后，孤身还家，一路亲睹亲历“土贼”遍地的情形：遇二乡民持梃，盖抢营者，询余何来。余诡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许，闻后面喊声，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则四五伧父（村夫），各执枪棒，围余曰：“汝从贼来耶？”余应曰：“我逃难耳。”索财物，余曰：“赤身财与何藏！”尽上下与之，换破衣二件，仅蔽体。[9]
之后昼伏夜出，白天藏身废弃窑洞，“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东西，视月所向，攀缘上下。经墟墓涧泽中，磷光萤焰，殊非人境”。沿途讨饭果腹，“凡经由土寇之丛薮处，余已作乞丐形，无阻挠者”。二十天后，终于接近故乡，在肃宁县西柳村遇见一位亲戚，这才换掉乞丐装，并留宿。睡了一夜，“黎明，闻炮声震天，乃土贼为乱，阖乡戒严，傍午始息。”俟其回到家中，已五月二十九日，“计被执时，正满一月。”[10]
边大绶所经历的，在当时北方四省极为普遍。《明季南略》称“遍地皆白棒手与官兵抢夺，实甚于贼”。[11]所谓白棒手，是徒执一棍、到处行劫者。赵士锦四月十四日从东便门逃出北京，与人结伴南还。“至天津十里许，过一村，其居民遥望予同行辈有七十余骑，遂远避高阜上。予等为言，予辈实南下者，非不良人也。”[12]可见情形纷乱如麻，到处有强人出没。这种乱象，过了黄河始有缓减，但整个长江以北，气氛仍极紧张，各乡由士绅出面组织民团，护村巡寨。这些民兵神经紧绷，常有过激反应；赵士锦写道：“泰州城外，乡兵防御甚严。舟至即刀棘相向，奸与良弗辨也。”[13]同行者居然有两人因此命丧黄泉，赵士锦本人腰部受重伤，强撑回到常熟家中，养伤百日始愈。
每当王朝终末，中国总有一段涣乱时光。其间，除严重的兵燹之厄，也有大量的民众滋扰现象。为什么？并非中国的人性较别处为劣，实在是役抑既深且久，平时无任何管道与途径，二三百年才等来一点点放纵的机会。换言之，王朝解体，便是小民集中宣泄之时。眼下大明的倒掉，遗老孤臣心如刀绞，而在刍荛之夫，却兴高采烈，因为秩序终于不在，天下终于大乱。这样的时刻，可谓千年一梦，古今所共；直到现代，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糟得很’和‘好得很’”一节，所谈仍是这样的问题：“农民在乡里选择，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14]他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15]
四
然而，论证明王朝不得民心，并非本文的题旨。倘若那样，此文几乎可以说纯属多余，因为历来在明末农民暴乱问题上，以此为题旨的文章早就不可胜数。
本文之作，首先与另一个问题有关，亦即我曾经讲过的，明朝之亡，非以甲申年为准——当然，你愿意说它亡过两次，亦无不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晨，崇祯自缢、北京城破，某种意义上，明朝崩溃了；但是，事后证明这是一次假死，五月初三，随着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它又活了过来，以完整的政权体系，继续统治国中最大一片区域，直到整整一年后；乙酉年五月二十二日，朱由崧作为俘虏被押回清军占领下的南京，这象征着中国的统治权正式易手，之后在福建、广东、云南以至缅甸，虽仍有明朝残余存在，却已是流亡政府，因此明朝之亡的合理界限，应位于1645年6月。
本文之论，即从明王朝在北京、南京先后两次解体引出，或许，每个明史爱好者都曾注意到它，并和笔者一样深为困惑：这两次解体所唤起的反应，不论在士大夫阶层，还是民间，差异极其悬殊。士大夫的表现，笔者已在《降附·名节》中加以描述，本文所谈着重于民间方面。
北京之崩，一般民众的态度大致如前所述。从北京市民“奔走如故”到晋冀鲁豫乡村的“土贼”蜂起，都说明百姓即便不是兴高采烈，至少也与己无关、漠然以对。这还不包括民众如何对待所谓“贼寇”。虽然我读过的史料，几无例外都对闯军采取谩骂、诋毁，其中很多作者的学问、人品，笔者颇存敬意，但他们亦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贼寇”们在许多地方为民间所欢迎与追随。虽然很多知识分子的著述避谈这种情形，却仍有踪迹可察。在此，举个比较生动的例子。闯军节节胜利的甲申年三月，路振飞致信张国维：承问敝乡事，言之愤郁。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若谓其实行假仁假义也者。三月九日，伪官孙某到，诱士民飏去，温言抚谕，共信为真。士民但求赊死，不顾孔孟道义，不顾祖宗德泽，并不顾一身节义，相率迎贼。[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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