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叹惜的是，那场动乱之后，这里与其他寺庙无异，早已消逝了回响寺内的晨钟暮鼓，也自然断绝了往昔缭绕的香火。
自从搬来广化寺，马德清就住在紧后边的西跨院，孙耀庭居于东跨院，在这两边对称的小院儿，各有两间雅室，构造一模一样。每天，闲着没事儿，不是孙耀庭到西跨院去串门，就是马德清来东跨院来闲聊天儿。马德清是个大大咧咧的人，遇事也不愿动脑筋，喝了点儿酒，就爱睡觉。每遇采访，马德清总一推六二五，实在躲不过去，就陪坐一会儿，并不多言。若追问他，倒也好对付，他就只谈进宫“净身”那档子事儿，问及旁的，他就推说：
“都忘了，老孙记性好，你们问他吧。”
“好，我说……”孙耀庭熟知马德清的脾气禀性，也并不多推辞。在这两个小院内，他俩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不同国籍的友人。
他见刘兴桥和马德清的身体日渐羸弱，曾先后问起他俩：“‘宝’呢？现如今，放哪儿了？……”
“咳，早在‘跑反’那年月，就弄没啦！……”两人的回答几乎不大离。
当朝夕相处的刘兴桥和马德清逝世后，孙耀庭成了中国末代太监仅存于世之人——进言之，也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后太监。
濒经沧桑的阅历，使孙耀庭的追忆具有颇高的文史价值。出宫之后，他曾一度流落京城，饱尝了世态炎凉，也洞悉了老北京的风俗。在旧时代的畸形儿——伪满洲国，他作为溥仪的贴身太监，晓知许多“秘闻”。清末，民国以及国民党，伪满洲国，新中国，一直到“十年动乱”……从某角度而言，孙耀庭作为一个太监，无疑是这一段历史演绎的特殊目击者。
不仅中国历史研究者和新闻界对他的经历，以及满腹的口碑文史学问，极感兴趣，就连世界各国学者和记者，也不断地向我国提出申请，恳望会晤孙耀庭。美、英、法、德、日……几乎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人士，都曾极感兴趣地莅临广化寺，造访他。
来访者，肤色各异，其目的也泾渭有别。内中有心怀叵测之人，甚至不乏好奇的心理变态的外国佬。
一位西方人士与孙耀庭作了长时间交谈，而内容，竟绝大部份围绕太监的“生殖器官”。自然，这是太监区别于常人之处，但涉此往往触动孙耀庭的人生痛处，使他泪如泉涌，许久陷入悲痛之中。
然而，那位西方人士仍紧追不舍，以至问起了太监的畸形性生活以及太监有否性欲，怎么才能解决……孙耀庭有着中国民族传统的含蓄性格，自然难以启齿，造访几近陷于冷场。
如果仅仅限于此，也还罢了，西方人士无所禁忌的开放，与东方人的趋于内向，也许从历史渊源上就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而那位西方人士后来的做法难免不涉微词，以至难于理解了——回国后，竟然寄来了一封信并附一幅绘着巨大夸张的男性生殖器的扑克，想让孙耀庭见识一下西方男人的那个部位立。
信，没有直接寄给孙耀庭，而请市宗教局转交。几位领导商议后，觉得转给孙耀庭没什么意义，如果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可能还会引起他的伤感和误会。至今，孙耀庭也完全不晓此事。
这只是访者中极为特殊的一例，但从中不难看出造访者的千差万别和复杂心理。
一位西德驻京记者，对于孙耀庭的太监经历尤为感兴趣，几次采访他。一次他还将妻子带了来——这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
他俩白跑了一趟，孙耀庭已从广化寺搬到了儿子长年家里暂住。于是，他俩又赶往了那儿。
“这是？……”孙耀庭第一次见到西德记者的妻子。
“这是我的夫人。”西德记者一口流利的汉语。
“孙师父，”那位妻子性格活泼，主动大方地作了自我介绍：“我叫远虹。”
老人握住她的手，“姑娘，是北京人吗？”
“对，我是北京人，象吗？”
“太象啦，听口音就听得出来。”
“象红卫兵吗？”
“呃？”孙老欲言又止，不知她怎么猛不丁提出了这么个问题。
“怕红卫兵不怕？”那位女士笑问道。
“咋不怕？”孙耀庭反问道。一句话，又勾起了他恶梦似的往事。
“我呀，过去就是红卫兵！……”女士哧哧地笑了起来。“您可甭怕啊！”
“哟！”孙老瞧着打扮入时嫁给外国人的女子，无论如何也难以将头扎冲天辫，腰扎武装带的红卫兵与面前娇嗔的形象联系起来。
多年的磨炼，已使他养成了待人彬彬有礼的习惯。初次见面，他不愿双方陷入尬尴，便随和地转了话题：
“远虹……你的名字起的好啊！”
一位西方记者，在限定的时间内，询问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趁陪同者不在，突然以半生不熟的汉语比划着提出，要孙耀庭脱下裤子，立即给他拍一张生殖器部位的照片。
这时，孙耀庭听后，血似乎立刻涌到了头顶，脸色陡变，由红涨紫，指着那位西装笔挺的记者，大声地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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